三角模型框架下协同型政府的特征分析——以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为参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新一轮改革强调部分之间协调行动、相互促进,强调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我们将这一轮改革所欲实现的政府形态称为“协同型政府”。将三角模型作为协同型政府的组织分析框架,并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较可以得出,协同型政府表现为善治的政府、“无边界”的政府、“社会人”政府、使命驱动的政府、灵活应变的政府、“外向型”政府和“魅力型”政府。为此,政府必须着力培养战略思维和发展眼光;必须努力提升自身形象和凝聚力;必须不断提高合作能力;同时,又必须善于放权,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治理。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社区戒毒

由于社区戒毒康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文章在对昆明市四个街区200名戒毒康复人员及其家庭调查的基础上,将“多中心治理”作为解决“社区戒毒”困境理论,加强政府、社区与家庭的通力协作,做好社区戒毒。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贫措施,贫困现象得到了大幅度、大面积的缓解,因而,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反贫困三十年四个主要阶段的分析,将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经验概括为:政府主导型的贫困治理、渐进式的贫困治理、以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来确保贫困治理的长效性、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来构建多元化的贫困治理主体、确立开发式扶贫是我国减缓贫困的根本途径等等,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贫困治理的五大发展趋势.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启示——对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和转型国家当代发展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有关国家和政府能力的激烈讨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东亚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衰退到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向着有利于市场和私有权力的方向转变。然而这些变迁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趋向"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反,制度变迁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国家和政府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战后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和重组。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对独立董事的法学和经济学分析——兼评新公司法123条之规定

文章通过考察我国公司的法律传统和治理现状,比较了我国与英美国家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环境,运用法律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结论:我国在目前不宜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即使考虑其法律地位而在《公司法》有所规定,也不应该是强制性规定.所以,新《公司法》第123条的规定值得商榷.     

浅析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政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联合国环境大会,非政府组织都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气候谈判中独立的和有价值的行为体,并且与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又影响和改变着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推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环境治理模式向多元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模式转变。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影响的增强也给我国的环境外交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路来予以应对。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我国悠久的协商思想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了政治文化之基,而新时代则赋予了基层协商民主以新的内涵和实质。基层协商民主的演进发展之路,不断凸显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有:坚持党对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导,更好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强化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自信宣传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参与基层协商的意识;建设高素质基层协商人才队伍,为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人才支撑。     

政府的“三种能力”:情境认知、组织调适与社会治理

政府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实施对社会的管理,而政府管理可以分析出三个要素,即管理环境、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从这一理论视角切入,政府组织的能力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管理环境视角的"情境认知能力",它是政府组织直面环境变化与应对环境挑战的一种能力:二是基于管理主体视角的"组织调适能力",它体现在"适应、控制与变化"的三个环节中:三是基于管理客体视角的"社会治理能力",它体现在政府作用于客体及其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中.     

Fragile states

Since the 1990s, states that lack the capacity to discharge their normal functions and drive forward development have been referred to as ‘fragile stat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frica, which not only has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 of prototypical fragile states, but ha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or scholar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practitioners. The author reviews competing analyses of the post-colonial African state and concludes that its characteristics of weak institutions, poverty, social inequalities, corruption, civil strife, armed conflicts, and civil war are not original conditions, but are rooted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both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fragility if such states are to get the assistance and empowerment that they need – not on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impoverished citizens, but also for the sake of global peace,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Ultimately, it is the citizens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determining when states are no longer fragile – not ‘benevolent’ dono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ose prime motivation for interventions supposedly to strengthen the state is to ensure that fragile states find their ‘rightful’ places in the hegemonic global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