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多中心协同治理（PCGM）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与其它各类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从而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其特点一乃是在一个促进型的政治体制中,利用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来创造出有利于个人作出服从规则并相互监督的权变承诺和可信而确定的环境,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特点二是采取制度化调控为主、组织化吸纳调控为辅的方式,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形成政党领政、政府行政、多元参政、社会监政的良性循环治理格局。本文最后从制度价值分析进发,克服单中心权威治理理论和实证上的致命缺陷,将治理范式引向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最终实现建设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     

乡村社区治理研究：分析范式、分析方法及研究视角的述评

乡村社区治理是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当前,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主流分析范式具有“二元性”,研究方法及分析单位“类型化”、研究视角具有“多元性”特征。总体上来看,既有的社区治理研究已经开始落后于乡村社区发展,需要进行创新与探索。在研究范式上,应将市场力量纳入乡村社区治理的研究范畴,尝试构建“国家一市场一社会”的分析范式;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单位上,应该尝试将心理学、行为学、经济学、管理学及数学方法引入到乡村社区研究中,实现多学科的交叉性,通过大样本与小个案的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不同层级研究单位的结合,力争研究的科学性,提升研究理论的厚度;在研究视角上,应更加注重本土性研究,力争从本土现实、历史发展及中国特有的乡村特征为基础,在现代社会转型中探寻提炼本土理论。不被既有的研究思维所限制,保持研究的多样性、灵活性与丰富性。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进步与创新。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理论研究涉及公共治理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核心理论、研究困境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国家空洞化的现实背景成为公共治理的研究起点,公共治理的内涵界定并不明晰,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概念,网络管理理论则成为公共治理的核心观点。公共治理同时面临治理失效、民主责任的研究困境,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分,公共价值管理也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语境下的软法治理的内涵解读

软法之治已被视为满足公共治理需求、强化法治建设的重要路径。但当下中国,软法理念尚未成形,软法在中国面临着理论和制度上的多重问题:软法治理理论依据之建构,忽视了制度与规则的精细设计;对软法治理的定位与评价,满足于工具化的解读,忽略了社会治理观念和治理能力的跟进;适用软法的同时,有关软法治理的范围和限度尚未能准确澄清。由此,为软法治理的存在及定位提供必要的观念和制度空间,确为时之所需。     

失信联合惩戒的地方立法实践及反思

作为一种核心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在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功能,对于营造诚信的社会经济环境意义重大。实证分析显示,囿于全国性法律的暂时缺失,地方立法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出现对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本身的规制缺位、失信行为的种类划分标准参差不齐、失信主体的救济措施缺失以及失信联合惩戒体系互异等现实难题。对此,应当以合法原则、后果与行为相当、必要限度以及责任自负为基本遵循,通过明确区分标准,将失信行为分门别类,完善立法设计,建立失信主体救济机制以及加强法律控制,对相关法律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推进社会信用法律出台,构建统一的失信联合惩戒体系等举措,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国家治理法治化进程。     

我国荒漠化治理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荒漠化已经严重威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行荒漠化治理已经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在荒漠化治理方面虽然已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但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应抓紧体制创新,完善运行机制,健全法制,优化政策,真正搞好荒漠化治理,造福子孙后代。     

论社会变革中我国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治理机制

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传媒的急剧变革,对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跳出时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政治控制场域为限度,从营造良性的宏观环境和建构高效的具体治理模式的视角,探讨社会变革中的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前景——以温州商会为例

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导致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如温州商会这样的第三部门有效地匡正了市场失灵等现象,也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助手。由于研究者们还经常赋予第三部门以公民社会结构要素的意义,就导致了我国第三部门研究中两种“国家—社会观”的矛盾。对温州商会的考察表明,我国第三部门的实际状况更接近合作主义框架,而合作主义也是第三部门未来最为可能的发展路径,在合作中,公民社会发展才成为可能。     

强化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取得了许多成绩,但在危机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信息共享、危机意识、危机预警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借鉴国际上公共危机管理的成功经验,不断强化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