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转型：整体主义复兴

自现代国家建立以来,历经了两次公共治理转型,即公共行政模式与公共管理模式.两种模式所留下的部门化、碎片化直接刺激了整体性公共治理兴起.整体性公共治理重新强调协调与整合,探索提供一体化、快捷公共服务的流程设计,主张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合并思考和追求统一的解决方案.整体性公共治理理论是对公共管理时期的个体主义思维的反动,复兴了整体主义研究方法.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启示——对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和转型国家当代发展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有关国家和政府能力的激烈讨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东亚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衰退到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向着有利于市场和私有权力的方向转变。然而这些变迁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趋向"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反,制度变迁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国家和政府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战后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和重组。     

强化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取得了许多成绩,但在危机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信息共享、危机意识、危机预警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借鉴国际上公共危机管理的成功经验,不断强化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     

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

治道 ,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模式。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等构件 ,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等。从前者向后者的变化就是治道变革。本文探讨了传统治道和现代治道的基本内涵 ,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历程 ,以及治道变革作为一个无休止的变革过程的基本特征。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论国际法框架下“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

“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各国积极开展反恐行动。中国也深受“东突”恐怖主义的危害。我国应推动反恐怖主义国际协议的签订,加强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司法合作．同时也应注重加大国内反恐怖主义的立法工作。反恐怖主义不是一国之事,需要国内和国际力量的共同努力,这就需要将反恐怖主义的行动统一到国际法的框架之内,“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也不例外。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兴起——整体性治理在英国政府治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政府治理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和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因此,对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在英国兴起的时代背景,同时详细阐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般概念和核心特征,介绍了其实际运用情况,分析了它存在的障碍和缺陷,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通过对其进行较全面的介绍,以期引起对这一理论模式的学术重视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