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政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联合国环境大会,非政府组织都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气候谈判中独立的和有价值的行为体,并且与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又影响和改变着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推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环境治理模式向多元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模式转变。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影响的增强也给我国的环境外交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路来予以应对。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治理理论以其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理念而引起越来越多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兴趣,如何使其顺畅运行,取得稳定的运行状态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及稳定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识别了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3个变量,进而提出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变量间影响关系的假设,最终形成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西安、南京、深圳等地政府部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EM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同时资源依赖还分别对关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关系质量中的信任和沟通也分别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承诺对稳定性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据此,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过程中,需要对主体间的分工进行明确,注重治理主体资源与能力互补的重要性,重视关系质量的维护。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道德承认”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其根本区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体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是立足于公有制经济基础,超越了“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把“道德承认”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的价值原则.“以德治国”具有内在客观性,而“依...     

从“乡约”到村规民约:比较与反思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基于乡村振兴调查数据与实地调查资料发现,村规民约在实行中存在不足,将村规民约视为管理乡村的制度,忽视了村规民约的社会组织功能;村规民约在实践中受到行政力量的较大干预;契约性不足。在此基础之上,比较分析了“乡约”与村规民约存在的一些共同的特征,基层性、政府的干预、村民的教化及遵从,构成了村规民约实践的先天缺陷。基于“三角模型”对实践中的不足进行反思,可以从村民、村民自治组织以及政府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村规民约的实行。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六维认知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研究经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题、十九大定调、十九届四中全会谋篇布局,三个历史节点高潮迭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则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在时空压缩与双化叠加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之治”内生性演化的历史底色、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新色、现代性生成的本体特色、原创性深化的价值本色、自主性优化的实践成色和发展性更化的战略亮色,有利于廓清和加深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认知,进一步深化治理研究和提升国家治理认知力,既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也是加速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现实要求。     

论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三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国家治理新任务。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协同机制,旨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体制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适应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构建新型举国体制要深刻把握其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准确认识在新时代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任务,并充分发挥我国政治优势、价值优势、战略优势、协同优势、竞争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网络舆论审判”中的符号暴力及其风险治理北大核心SSCI

“网络舆论审判”作为国家机器缺场下的网络互动行为,在法理、司法程序、舆论传播等研究方向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但该现象身后潜藏的社会性生产机制尚待进一步探究。符号暴力的“动力/工具机制”用来剖析“网络舆论审判”体现了很好的恰适性:一方面,传统道德规范在维序社会结构稳定、编织社会成员行动逻辑的同时,同样可能在网络议题中以符号暴力的形式,指导民众在自我规训下投入“网络舆论审判”的建构与再生产;另一方面,凭托于网络社会之扁平化、脱域性等空间特性,“网络舆论审判”可能在信息技术的符号化实践中流变为僭越法理、消解权威的失范行为展演。针对“网络舆论审判”于政治制度、空间秩序以及社会心态等领域所展现的风险特征,亟须将其纳入国家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多维度的制度规范引导与文化矫正干预。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地方党组织全面引领治理现象的发生机制——以S市动拆迁实践为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从公共政策层面看,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既表现在宏观的政策决策上,如制定方针路线;也可体现在中微观的政策执行中,如全面引领治理过程。在制定方针路线与全面引领治理之间的行为选择中,地方党组织采取后一种行为方式的发生机制是什么?除受党的先进性、上级要求等因素影响外,通过对地方动迁政策实践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复杂政策的"网络性"要求有效的协调制度,制度建构和运作需投入大量资源,而市场或行政机制下的执行方式存在资源投入不足和协调制度匮乏,导致地方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催生地方党组织全面引领地方治理。基于党章党纪等初始制度,地方党组织得以动员大量资源,进而成功建构和运作内部协调制度和外部协调制度,并分别实现对政策执行主体、主客体之间和客体内部的关系协调,推动了地方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