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及其公共政策治理

通过网络、国际会议、期刊等媒介搜集相关资料,首先对中国台湾省的女孩生存问题的态势和原因进行了梳理,发现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主要由出生性别比反映出来,呈现出总体上升趋势,但主要在略高于正常值的范围内波动;导致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原因包括根源性原因、条件性原因和直接原因。其次对台湾在女孩生存问题方面的公共政策治理措施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台湾不仅采取了针对女孩生存问题的直接措施,也采取了促进妇女发展的间接措施,涉及到法律、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建立了确保治理措施付诸于实施的运行机制。这些公共政策治理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现状,但对于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最后借鉴台湾针对女孩生存问题治理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于大陆女孩生存问题及其治理的特点,分别从战略和操作化两个层次为大陆地区女孩生存问题的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构建与应用——基于目标管理过程的分析框架

问责目标的整体性、问责过程的有序性以及问责标准的统一性是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的根本特性.基于目标管理过程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绩效责任目标的实现为中心,构建了包括绩效责任目标确定、目标执行、目标评估、目标反馈和目标改进五个环节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基本框架.通过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应用检验,证实...     

党的领导与中国式善治

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是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先锋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有机社会这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人民主体性的实现。先锋性政党的领导,是中国善治的关键与根本优势,使得我国善治体系是有为政府而非有限政府,是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是有机社会而非市民社会。     

习近平关于公共安全的重要论述:一个总体框架

公共安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战略管理的有关思想,构建一个“环境-使命-运作”的分析框架,从战略判断、战略定位、战略部署三个维度,来研究公共安全思想的基本框架与核心观点。对重要文献的文本分析发现,习近平关于公共安全的重要论述对公共安全形势的战略判断,主要体现在严峻性、多样性、关联性三个方面;对公共安全作用的战略定位,主要体现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中国梦宏伟目标三个方面;对公共安全工作的战略部署,主要体现在全类型应对、全过程管理、全社会参与、全手段运用四个方面;作为战略统领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关于公共安全重要论述的战略指引和理论引领。     

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的急剧扩散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本文探讨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深层次结构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可能造成的冲击,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化进程可能呈现出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且内容更加广域化,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应采取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就业”,并努力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中长期应该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和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in times of crisis: findings from a study of the Funing tornado in China

ABSTRACT

The recent occurrence of several large-scale crises, such as the Wenchuan and Yaan earthquakes, the Gansu mudslides, the Tianjin port blast, and the Funing tornado, has led decision makers in China to increasingly recognise the need to engage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 in responding to crises. In this study, we establish a framework to analy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NGOs during crises. This framework consists of four levels for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and six conditions explaining them. The framework is used to analyse a case study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NGOs during the Funing tornado. Collaboration occurred at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ction coordination levels. We conclude the form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NGOs in this case was still limited and it was not based on negotia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stead, it was essentially hierarchical and control-oriented. This type of collaboration might have the advantage of responding to crises in an effective way, but it comes at the cost of trust, commitment and reciprocity.     

司法调解与治理变革--以陕甘宁边区基层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司法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调解制度,则是当代中国司法调解的主要渊源。革命根据地的调解,不止是一项司法制度或者新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实质上更是一种治理模式,辅助革命政策的推行。通过荣誉、身份等象征资本重塑调解人,不断将革命伦理、法制融入新型调解规则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司法调解,较好地实现了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有效消解了革命法制与社会旧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增进了普通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革命时期的调解尽管存在制度缺漏、行政导向等缺陷,但它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娴熟运用,对社会组织、地方权威人物的组织吸纳,以及注重消弭社会冲突、维护邻里和睦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变革在法治中的生动体现,也成为当下司法与社会治理可资取鉴的历史资源。     

社会影响力债券:利用社会资本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影响力债券"是公共部门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社会公益服务项目的一种新型社会合作治理工具。从资源依赖、新公共管理、网络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等理论视角,可以把社会影响力债券阐释成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多方、多层次合同,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特有的合作治理模式;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产生良性的社会影响效应,私人投资同时获得回报为目的。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和总结社会影响力债券近十年的实践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影响力债券相对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PPP模式,具有将风险从政府转移到私人投资者、更多元主体参与和评估机制更严谨等特点。社会影响力债券以其多主体合作与"共赢"模式,以项目组织方为连接中心形成协同运作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传统社会公益项目资金不足、资源吸引能力弱、治理绩效低、评估监测不足等问题。尽管社会影响力债券在世界各国得到很大的关注,但是现有案例显示,它仍存在着风险过高、项目结果不确定性大、吸引的私人投资者不足等问题。在未来,社会影响力债券在风险机制、评估机制、问责制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领域,社会影响力债券的研究和发展对各国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都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新时代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关键在于建构包括基本国情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认知和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整体认知在内的多维认知体系,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完善民族事务治理领导体制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完善包括完备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民族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民族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的民族法治保障体系在内的民族事务治理法治体系,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