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见代表及其适用--兼评<合同法>第50条

表见代表是指法人代表的行为虽然超越了法人的代表权限,但善意相对人基于一定外观相信其有代表法人之权而与之从事交易行为,该代表行为有效的制度.我国立法对这一制度的规定仅仅是开始,仍有许多配套规定亟待完善.     

再识“责任”与经济法

经济法责任制度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法学界论证经济法是否为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依据.法律责任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与其他社会责任分离、责任逻辑的完善、责任方式的基本定型等过程,这使得部分学者按传统法律部门作为划分标准,否认经济法责任的存在,进而否认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按社会活动领域和法律调整宗旨的标准划分法律部门,责任方式并非划分法律部门的绝对标准.经济法具有独特调整方法,其责任制度的精髓集中于"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经济法责任不仅在不同程度上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方式而形成独特的责任制度,而且将责任制度前置于主体制度,增强经济责任制,形成其鲜明的调整特色.     

论携带凶器抢夺的定性

《刑法》第267条第二款关于"携带凶器抢夺的"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规定,有悖于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原则,不具备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与刑法第269条规定存在冲突,应予取消。     

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

民法典草案是原封不动地将现行法编入 ,是彻底的松散式和汇编式的 ,与人民所期望的民法典差距甚大。中国应当制定一部具有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民法典 ,1 0 0年前 ,前人已经替我们作出了选择 ,在历经百年所形成的法律传统面前 ,任何立法者和学者都是渺小的。取消“债权”概念和“债权总则编”的理由站不住脚。人格权不应单独设编 ,基本理由在于人格权的特殊本质。     

论诱惑侦查"有限适用"理论及其借鉴

诱惑侦查"有限适用"理论来源于主要西方国家和欧洲人权法院对诱惑侦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其基本精神是既不绝对地禁止诱惑侦查,但又不是无限制地滥用诱惑侦查,而是对诱惑侦查的适用采取严格限制的"有限适用";对于其限制条件,本文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在借鉴方面,本文针对我国学者对诱惑侦查的研究现状,结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重点研究和论述了侦查权的法律根据和理论基础、诱惑侦查的概念、性质、合法条件以及在诱惑侦查的场合中侦查人员和被告人的责任等重大理论问题.     

劳资合作：入世后我国企业劳资关系的发展方向

入世将引起我国劳资关系的深刻变化,劳资关系的剧烈冲突将成为不争的现实。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实施的劳资合同战略为我国企业协调劳资关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遵循“以职工为本”的管理思想,通过劳资双方的互动来加强劳资合作,应该成为我国企业协调和改善劳资关系的方向。     

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谈起——再探滥用职权罪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观点颇多,但实际上,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司法实践中将本应定玩忽职守罪的过失行为,以及将虽出于故意但已构成其他更为严重犯罪的行为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做法令人质疑。在目前情况下,应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以及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同其他相关条文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另外,没有必要将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再次恢复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高和增设该罪的法定刑,将该罪和玩忽职守分列两个条文,重视对该罪未遂的惩处。     

论小股东的弱势地位及其法律救济——兼评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缺陷

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缺陷和无统一立法两个因素使企业的小股东在许多方面呈现出社会弱势群体的鲜明特色: 小股东没有知情权;有利于小股东的一人一票制的投票方式无法得到真正落实;一股一票制彻底剥夺了小股东的表决权: 小股东的权利救济难以保障等。制定《股份合作企业法》是保护小股东应有权利的唯一选择。     

从限权到控权──宪法功能发展研究

近代宪法的主要功能是严格限制政府权力,限权政府理论推动了古代法律向近代法律制度的转变,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形成。现代宪法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权力以及其它可能破坏宪法秩序的社会团体权力进行控制,控制包括限制在内,只不过限制是控制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之一,而不是现代宪法的主要功能。     

BritCrits: Subversion and submission,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some of the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which have 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Leg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the contexts in which these influences made themselves felt. It then considers which influences might or should steer Critical Leg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In terms of the past, specific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Freud and Lacan, feminism, Foucault and Derrida, and recent genres of history-writing. As to the future, the question is asked whether Critical Legal Studies will engage constructively wit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ife science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more generally, whether it will be able to surpass its established moor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July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