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探析

南非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南非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历史联系,及经济与战略合作关系的持续深入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符合南非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注重对非其他国家间关系与参与全球治理等利益诉求。作为非洲大国与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之一,其他金砖国家看好与南非在增强相互关系的经济社会基础、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均衡与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合作潜力。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新成员,南非将在推动金砖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倡导非洲议程与深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方面扮演积极角色。     

论行政法关系的价值

行政法关系在行政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具有将行政法由静态而动态、由宏观而微观、由规制而调整、由单向而对等的价值。然而,我国学界到目前为止还缺乏其价值的系统研究,这必然会制约行政法关系其他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我们对行政法关系的价值作了较为全面地探讨。认为其存在基础的客观性、实现过程的实在性、运作方式的意志性、发生空间的内在性是我们分析上述行政法关系价值的逻辑基础。     

东盟区域反恐合作机制的演变与发展

随着恐怖主义活动的多样化以及国际网络化,反恐一直是东盟地区安全问题的重要主题,东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合作机制对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已从"单独行动"或者"双边合作"转变到"区域合作"之中,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的系统的地区合作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法形态之变革

我国的"社会管理"是以矛盾化解与风险防控为中心、以基层公共服务、工业安全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外围支持的任务体系。社会管理创新,意味着社会管理需要突破传统依靠科学管理进路的方式,前移监测重心,柔化防控手段,加强社会服务,配合民生工程的经济保障和公共安全客观风险的控制,消除冲突的根源。相应地,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需要保持同样的积极性和敏锐度,这就要求开放评价机制、强调及时的反思和改进。     

财政贴息的行政法思考

财政贴息是政府提供的一种补贴形式,广泛存在于我国多个行业领域。财政部有关财政贴息的规定主要以规范性文件和通知形式存在,效力等级低、内容简单。财政贴息应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相关法律中应有财政贴息的原则性规定,同时留给行政机关灵活处理的充分余地。对财政贴息活动的法律控制,实体方面应遵守比例原则,程序方面应实现程序规范化,并引入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两岸四地警务合作情报体系构建探讨

国际以及区域警务合作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情报合作的重要和基础作用,我国两岸四地间的区际警务合作也同样如此。"情报主导警务"战略的实施以及以"金盾工程"为基础的"大情报体系"的建立,为推动两岸四地情报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成为进一步深化两岸四地警务合作的良好契机。两岸四地警务合作情报体系的构建尚须解决主体不一、情报信息系统化以及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诸多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基础导向作用。     

论法学的科学性问题

法学的实践性实际上是与法学的科学性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有学者(比如冯·基尔希曼)认为,法学作为"科学"从理论上说是无价值的,它并非"科学".应当看到,法学是一门以"问题-决定"为中心、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实在法秩序为基础、采取诠释-评价的论证方式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践)规范性诠释科学,它...     

论单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及其处罚规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实践中对于"一事"的界定以及处罚仍然十分混乱。"一事",也即单个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包括自然单个行为和法律上单个行为,而法律上单个行为的认定和处罚争议最大。借鉴刑法理论,可以将法律上单个行为分为牵连行为、连续行为和吸收行为,以确立不同的处罚规则。     

出租车数量管制的行政法分析——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为例

北京市自1993年起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制,据相关文件以及特许方式的分析,数量管制的措施是不合法的,也不符合比例原则。然而,有关数量管制的不合法文件却未得到有效清理,且我国《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使得交管局在处理申请出租车经营许可时,其管制行为依然有"法"可依,即便该管制行为严重限制了公民的经济自由。鉴此,应该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放开数量管制,对出租车行业实行严格的资质准入,以实现出租车行业的发展。     

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证明方法与程序

诉讼主要与证明有关,从证明方法的类型及其合理性来解释和评价程序的制度与实践,应该是刑事程序法律比较的一个不可或缺、但未受足够重视的重要视角。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不同的程序法规范决定了在认识论上区分的证明方法模式的合法性差异,而司法的现实需要和不同的宏观司法制度语境又会使证明方法的法律规范模式产生变异和分化的司法实践形态;另一方面,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的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证明方法的规范模式和实践形态的不同知识特征所产生的程序效应。这种研究可以纠偏关于程序原理的一些流行观念,树立一种工具理性的程序观,给中国刑事程序的法治化改革带来一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