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与俄中利益

亚太地区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方面,区域内的国际合作正在拓展,一个能够带来区域稳定和安全并得到普遍认同的体系正在形成。另一方面,亚太国家之间争夺地区内影响力的对抗和竞争的危险性日益加重,甚至有可能导致公开冲突并阻碍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为此,继续构建一个囊括地区内所有国家的,以合作、互信、对等安全为基础的新机制十分重要。亚太地区的发展直接影响俄罗斯联邦的利益,俄罗斯倡导要确保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以及囊括所有亚太国家的建设性合作。近年来,俄罗斯政府特别重视促进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该地区是俄罗斯实现亚太地区一体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开展同中国的合作,进一步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对于俄罗斯贯彻经济战略、实现经济现代化、融入亚太地区的经济空间,都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     

浅析伪满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变成由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并在经济特征上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性,以大豆为主体的东北农业生产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大豆生产出现全面危机。我们除了深入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大豆业所造成的严重摧残外,也应该总结出这一时期东北大豆种植业区域化日益加强以及大豆加工技术近代化这两大发展特征。     

东北振兴政策实践效果评价与政策启示——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全国比较

通过利用马奎斯特(DEA-Malmquist)指数计算得到我国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对比分析东北三省与全国各省的计算情况,发现2003~2007年我国东北振兴政策实践未达到理想效果,提出东北振兴政策的一个重点指向就是对技术研发与创新、资源节约和生产要素高效利用进行大力支持。     

信任: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的关键因素

东北亚安全合作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引起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出台为东北亚地区各国所认同和接受的安全机制和安全模式。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信任——出发,认为东北亚地区存在着信任缺失与安全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信任建立的各种因素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日本民族主义与"东亚共同体"设想的内在冲突

日本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建设,并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亚洲领袖.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意识导致日本难以做到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和亚洲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创造和平与繁荣的东亚新秩序,这成为该设想难以变成现实的主要症结.近代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后,极端的民族主义就日益凸显出来,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内的专制,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亚洲邻国的轻蔑和对欧美强国潜在的对抗意识.今天,日本极端的民族主义影响没有彻底清除,不能适应东亚经济政治区域化的历史要求.日本非科学的、缺乏民主和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其"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存在着内在冲突,给日本的东亚政策造成深远的影响.     

全球视野中的菲律宾伊斯兰化历史进程

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一直是现代菲律宾社会的热点,历史上的菲律宾也经受过伊斯兰教的重大影响。伊斯兰教传入菲律宾是它在东南亚迅猛的传播、扩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传入菲律宾的过程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在全球视角中,菲律宾的伊斯兰化始于伊斯兰在全世界范围内东扩到达东南亚,一面是伊斯兰教东进,一面是西班牙西进、葡萄牙东进,在东南亚东端的菲律宾相遇碰撞。所以菲律宾的伊斯兰化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及其与基督教世界的争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基督教世界绕过半个地球来到远东与伊斯兰世界再次发生文明冲突的碰撞的标志。     

The five shades of grey: party systems and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n stat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overviews and seeks to explain the processes of party system formation in the post-Soviet Central Asian states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by focusing on a crucial party-system property, fragmentation.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o a much greater extent than in democracies, where party systems are largely shaped by societal factors, the level of party system fragmentation in autocracies is determined by the scope of presidential powers, as entrenched in the formal institutional order and reflected in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The level of authoritarianism is largely inconsequential for party system fragmentation, while the role of electoral rules is secondary. Institutionally weak and institutionally strong autocratic presidents have a preference for fragmented party systems, while presidents with an intermediate range of powers seek and obtain low levels of party system fragmentation.     

韩国FTA政策与东亚区域主义的未来

本文首先阐述了韩国过去与现在的贸易政策,以及韩国FTA政策从区域内向区域外的转变,并分别从国际、地区和国内三个层面详细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韩国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东亚区域主义的影响。随着更多的亚洲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积极影响。东亚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东亚各国是否有能力来共同协调相互间的利益。     

对广州亚运安保中突发事件应对的思考

亚运会作为全亚洲人民的体育盛会,安全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在亚运会特定的时间和场所中如有诸如恐怖袭击、灾害事故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无疑会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从目前广州市存在的突发事件的可能诱发因素来看,广州亚运组委会应当尽快建立专职应急指挥机构,制定应急响应预案,建立信息平台,构建全民防御体系,并同时进行综合模拟实战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