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鹿特丹时代”国际海运秩序构建中角色的理性思考

《鹿特丹规则》的通过开启了一个以该规则体系为基础的新海运时代，即“鹿特丹时代”。如同许多国外的情形一样，中国实务界和学界对《鹿特丹规则》也出现了支持和反对的不同观点。应对《鹿特丹规则》持积极肯定态度，《鹿特丹规则》内容本身的相对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多个贸易和航运大国对该规则所采取的积极态度都预示着“鹿特丹时代”到来的不可避免性。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航运大国的双重利益身份，要求中国对该规则采取积极研究和推动的态度，争取建立中国在“鹿特丹时代”国际海运秩序构建中的主导地位，以确保其最大利益。     

澳大利亚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专家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澳大利亚的专家证人制度虽起源于英国,但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颇具特色,尤其是在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如专门知识规则、专家性规则、普通知识规则、基本规则和终局性问题规则等。为了克服专家证据带有偏向性和专家证人被滥用的弊端,澳大利亚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提出了不少相应的对策,这为我国亟待改革的司法鉴定制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司法实践中的涉外法律适用问题初探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建立适应WTO规则的涉外民商事审判制度,包括:建立适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审判运行机制;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增强审判工作透明度;准确适用法律,确保案件裁判的统一性;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实现涉外审判专业化。     

《鹿特丹规则》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调研

以《鹿特丹规则》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对货方利益影响的调研为基础,对货方在调查中对规则的反应进行梳理,分析中国被动适用该规则的情况,着重对《鹿特丹规则》涉及货方利益的条款,如托运人义务、承运人的责任和免责、海运履约方、单证托运人、FOB卖方、无单放货、控制权、电子运输单证等条款对货方的影响进行评估。     

论《罗马条例Ⅰ》对欧盟合同冲突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国际民商事判决的执行和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领域,欧盟已经成功地以条例的形式进行了统一立法。但在合同冲突法领域,欧盟却迟至2008年才将1980年《罗马公约》转化为共同体立法——《罗马条例Ⅰ》。转化使得欧盟合同冲突法融入了共同体这一自足的法律体系,规则的解释得以统一,和其他领域的冲突法规则得以协调。在内容方面,《罗马条例Ⅰ》对《罗马公约》进行了一定发展,适度强化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客观选择方法做了较大调整,降低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以惯常居所统一了属人法;排除了客观选择方法中合同分割法的适用。这些发展均以追求合同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可预见性等欧洲大陆国际私法的传统价值为目标。这些发展对我国即将进行审议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合同冲突法部分的规则设计具有莫大的借鉴意义。     

《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凭单放货”义务重大变革之反思——交易便利与交易安全的对弈

出于交易便利的考虑,实践中无单放货问题日渐凸显,危及了交易安全。为了解决此难题,《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凭单放货义务进行了重大变革。但相关制度设计并未实现便利交易的目标,同时削弱了交易的安全性。中国应在兼顾交易便利与安全的基础上对可转让提单坚持凭单放货,同时允许承运人在记名提单下有条件地无单放货,把大力发展电子单证作为解决无单放货难题的出路。中国对加入公约应持审慎态度。     

初评《鹿特丹规则》

对《鹿特丹规则》中的海运＋（maritime＋）、承运人的义务和赔偿责任、托运人的义务和赔偿责任、货物的交付、批量合同与合同自由、承运人的识别等问题进行探讨和评论。     

城市宠物犬管理立法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市宠物犬的总量呈持续增长之势,但是相关法律规定存在不足。国家立法部门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有关犬类管理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全国统一的城市宠物犬管理法规。     

论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以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为切入的分析

“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在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相较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基于合意而成立的民事合同关系,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辩护律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二者交往的多个方面,包括关系的成立、权利的分配、利益冲突的解决、关系的终止等。在这些规则的背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和维护司法正义义务是贯彻始终的二大基本理念,其中,忠诚义务是核心,维护司法正义则为律师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在律师职业伦理亟待重新构建的我国,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我国在诸如调整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即强调忠诚义务、引入有效辩护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Activating’ those that ‘lag behind’: space-time politics in Dutch parenting training for migrants

Space and time (or rather space-time) are crucial concepts in the legitimation of policy interventions into citizens' private lives. Across Europe, social policy measures to promote ‘activation’ among migrant communities—employment guidance, parenting training, youth work and so on—have proliferated, aiming to ‘move’ the Other into the here-and-now of European modernity. Van den Berg brings together theories of space-time, alterity and ‘cultural lag logics’ in an analysis of a contemporary case of such a policy: parenting training in the Netherlands. Based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her study shows how certain societal problems are translated into problems of difference, and how that difference is in turn conceptualized as distance in space and time to be overcome through 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