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域下交战规则的起源与发展

交战规则作为控制军队武力使用的基本手段之一，在古代军事实践中就出现萌芽。现代交战规则首先产生于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实践，并在越南战争中得到检验和迅速发展。英军、联合国维和部队等也发展形成了各自的交战规则。20世纪80年代，交战规则理论开始进入整合和稳定发展阶段，美军、北约、联合国等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出台标准交战规则。21世纪，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发展各自的交战规则。     

信托识别制度初探——兼论完善我国信托识别制度

信托识别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国在相继采用信托制度的同时,对信托定义模式、信托当事人的范围、信托财产所有权的界定、信托管理行为的性质等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为求同存异,统一认识,信托识别应运而生,其对象包括冲突规范的"范围"和"系属"两部分内容,依据在于各国的国内法。而我国信托法由于欠缺识别制度,为该法的国际接轨带来了障碍。     

优惠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积规则研究

作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累积规则,已在普遍优惠待遇制度和优惠贸易安排中广泛运用,其作用也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并在全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累积规则有五种类型,具有双重作用。用GATT/WTO现有的规则分析,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允许累积会违反GATT/WTO的规定,不允许累积也会违反GATT/WTO的规定。国内外广泛的争论表明,在较长的时间内,只要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存在,限制性原产地规则就会存在,累积规则就会存在。中国在优惠贸易安排中的原产地规则中对累积规则的运用还很不充分,应充分借鉴泛欧模式中的实践,更灵活充分地运用累积规则,以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鹿特丹规则》下可流通提单“物权凭证”功能沦丧抑或传承？

《鹿特丹规则》本身未涉及运输单证的＂物权凭证＂功能,也未曾想否认此功能。《鹿特丹规则》第47条在固守凭单放货原则的同时,承认严格条件下＂合法无单放货＂的例外,这种原则与例外的关系体现了船货双方利益的博弈与协调。《鹿特丹规则》第47条规定的交货方式并非要破坏提单制度,而是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恢复传统提单制度的价值和完整性。     

重思我国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改革

我国《民法总则》规定了依然较短的3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通则》相比只进行了微调，恐怕与如下三个认识不足或误区有关。第一，低估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过短对其他诉讼时效规则造成的严重困扰。第二，片面理解了所谓“诉讼时效短期化趋势”，过高估计了我们应对“诉讼时效短期化”的意愿和能力。第三，忽视了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道德性难题和“折扣执行”困境。我国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设定应坚持体系化思路，关注中国国情，立足长远，统筹规划。     

习近平国际公平正义观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面对当今国际社会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公道和霸道之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合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公平正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平正义思想、中国百年外交实践的公平正义观,提出以世界人民为主体的习近平国际公平正义观,积极倡导国际社会推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国际规则平等,争取全球治理体系更加符合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更加满足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挑战的现实需要,更加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为增进各国政治互信、促进共同发展、引领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民事诉讼证据中有关鉴定的诠释与规则适用探讨

"新《民事证据规定》"涉及鉴定条款占所有条款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新增条款又约占整个鉴定条款的60%。这种大幅度对鉴定问题的修订,彰显出鉴定在民事证据中的重要地位与实践中的突出作用。这些有关鉴定条款的修改、新增和删除,除理顺民事证据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的关系和回应民众对鉴定的需求外,侧重于人民法院对鉴定委托的管理和对鉴定人活动的规范。具体体现为加强鉴定委托管理、强化鉴定人出庭作证、限制鉴定人撤销鉴定意见、严格鉴定人承诺和作虚假鉴定等方面的责任,尤其是鉴定费用退回的制裁方式。但也存在规范鉴定人和法官行为的失衡,以及条款间及其与相关司法解释的不协调问题等。对此需要在尊重诉讼规律、科学规律和证据规则本质的基础上,以司法改革、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以及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衔接和协调的综合视角对有关鉴定的规定作出理论诠释与适用说明,不宜孤立地解释条款的字面含义,以免导致实践适用上的失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沉默权在中国的困境与出路——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备受期待的沉默权没有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根据具体国情适当选择的结果.然而沉默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因为立法传统的缺乏、价值观的冲突及侦查机关的反对,目前我国还不能确立沉默权,但沉默权出现在中国司法体系中是一种大趋势.在立法上确立沉默权,通过合理地运用证据推定规则和辩诉交易原则,进而在中国确立有限的沉默权,是沉默权在中国的出路.     

海运承运人责任期间之研究——兼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相关规定的修改

承运人责任期间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基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借鉴有关国家公约的基础上对此做出规定,但由于其在“融合”有关国际公约内容时未能很好地注意到该内容与其他相关条文的协调与衔接,因此实践中也引起不同的理解和争论。在比较现行生效的三个国际海运公约相关条文的基础上,对有关责任期间、合同期间、运输期间、管货义务期间等概念以及有关学说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并结合国际海运公约最新发展动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之相关条文进行剖析,并最终提出条文修改建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