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法》评析与启示

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法》在术语定义和政策声明、出口管制的权限和管理、许可证、确定和控制"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的要求、涉及与美国全面禁运的国家有关的审查、惩罚和强制执行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该法使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走向法典化、系统化和多边化,建立跨部门许可审查机制,确立"合规协助"条款,扩大了"新兴和基础技术"这一出口管制范围,并扩张出口管制域外管辖权,同时加强了惩罚和执行力度。我国应注重"新兴与基础技术"的管制,完善出口管制系列清单,扩大出口管制管理机构的执法权限,为出口经营者出口合规提供具体指导,严格执行阻断法,推进双边与多边出口管制标准的设立以应对该法的实施。     

美国的“网络自由”战略及其对策

为了操控国际互联网政治传播，关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一整套“网络自由”战略。所谓的关式“网络自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延伸，是美式民主、人权和美国霸权主义在虚拟世界的扩张和体现。美国的“网络自由”战略由理念输出、资金支持、技术研发和组织运作等几个方面构成。要深入揭示美式“网络自由”的虚伪和危害，加强应对美式“网络自由”的综合能力，不断提升对互联网和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一个“强化民主”的司法审查理论——对《民主与不信任》的再解读

在《民主与不信任》一书中,伊利试图通过建构一个非但不与民主相冲突,而且还促进和强化民主的一个司法审查理论,来回应司法审查不民主的质疑。伊利主张:在政府失灵,即代议程序不值得信任之时,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应当积极介入;疏通政治变革的渠道,以及纠正对少数人的某些歧视,是法院的应有职能;多数人决定与少数人保护,是民主原理的内在组成部分。伊利借助于代表理论,"尊重多数人"和"保护少数人"这两项要求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对掌权者不信任的逻辑,贯穿于伊利的司法审查理论。伊利通过程序论,建构了一个比较融贯的司法审查理论,不过,却不能使宪法裁判免于价值判断。     

安全抑或自由: 危机中的美国宪法简

危机时刻是验证法治国家体制适应性的真正时机，由于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处理好国会立法与总统紧急权力之间的重大分歧，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共和紧急法制观的转型，揭示了非常态下美国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这也正是当下危机频发背景下每个奉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美国“亚太遏制”战略与中国“和谐世界”外交的博弈——评2008年美国《中国军力报告》

2008年3月,美国国防部最新出台的所谓<中国军力报告>是小布什政府任内最后一份相关文件.回顾过去8年,小布什政府任内的8份相关文件,明显地透露出美国强化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以保持其在这一地区的传统优势的战略意图.基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周边环境的事实,中国提出"和谐外交"与"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遏制"战略,中国的"和谐"战略是否可以成功应对?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的理论建构及应用价值

近年来的汉语词典学,词汇学,语义学和语言信息处理等领域的研究之所以难以出现重大突破,其表层原因在于尚未对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展开深入研究,其深层原因在于没有对元语言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创造性探索,从语言学立场出发探索元语言,势必形成逻辑学元语言和语言学元语言的分野。语言学的元语言是对象语的解释性符号系统,与之相对的对象语可以是语言系统,也可以是同一系统的部分语符,依据所处语言层面和应用功能,存在词汇元语言,释义元语言和语义元语言三种系统,以之为基础可进一步研究信息处理元语言和认知元语言,元语言系统研究就是“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只有完成了这一工程才能建立语义结构网络,“自然语言能力模拟工程”才有可能实现。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东盟五国的美国观

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虽然对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曾存在较大的争议,但逐渐倾向一致的看法是:美国虽然不再是军事“保护者”,但仍然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发挥一种制衡和协调的作用。为何东盟国家将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而总体上并不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视为安全威胁?结合沃尔持(Stephen M．Walt) “威胁平衡”理论,笔者认为,关键的因素是对“大国进攻性意图”的认知和防范心理。     

Japan and the cross-Taiwan Strait conflict

An armed conflic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s not unthinkable in the future.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reasons, Japan would not be able to stand on the sidelines. Relying on three major concepts—national interests, path 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this paper explores Japan’s three possible roles in the event of a cross-Strait conflict. First, Japan could pass the buck, staying out of the conflict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providing at most logistical and intelligence support for an American military operation. Second, it could balance power, throwing its weight behind Washington against Beijing. Finally, it could play peacemaker.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he author discusses several key factors that would shape Tokyo’s decision-making in the event of a cross-Strait conflict and assesses the relative probability of each option. He is the author of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Praeger, 2000). His rec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pacifism and China’s historical place in the world. For their comments,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anonymous reviewers, Natalie Edwards, Mei Guan, Sujian Guo, James Hsiung, Wade Hudson, Erica Johnson, Chien Liu, Andrew Needle, Anne Schotter, Steve Snow, Liang Tang, Wallace Thies, Yong Wang, and Kim Worthy.     

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售台武器及其政策的确立

卡特政府 1979- 1980年曾考虑向台湾出售一批先进武器 ,其决策过程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同时进行 ,影响了美方在建交谈判中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卡特政府的决策过程为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确立了模式 :售台武器是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被使用的 ;其决策过程是一个官僚政治斗争过程 ,总统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最大的和最终的发言权 ;国会具有很大的影响能力 ,但并不参与决策本身。     

从马科斯统治下的电信业看菲律宾与美国的依附关系

在马科斯统治时期 ,菲律宾依靠世界银行的资助大力发展电信业。但是发展后的电信业只是加强了菲律宾跨国传播的能力 ,而并没有解决人们对电信业的基本需要。同时 ,世界银行的贷款导致菲律宾在政治和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本文试图从依附理论的角度探讨这种依附关系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