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区域分工协作与长江经济带良性发展——基于国外流域经济带发展经验的思考

该文在定量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产业分工协作等现状的基础上,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当前长江经济带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还结合美国密西西比河和欧洲莱茵河流域经济带发展的经验,就中国长江经济带良性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我国涉外经济法制转型的影响

上海自贸区正式获准成立,这是中国法治转型中的重大创新。上海自贸区内通过临时性的授权调整,逐步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此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投资领域努力扩大服务业的投资开放、促进外商投资准入制的转轨、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法律体系;在贸易领域积极推动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在金融领域应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实现"在岸金融"与"离岸金融"的互动;并在争议解决机制构建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香港特区政府的信息公开管理

本文主要介绍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开资料守则》与信息公开的政策、机构、管理措施和内容等,包括一般的信息披露以及政府新闻处的公共信息服务和政府的财政透明;并分析了特区政府信息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成功之道。本文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政策措施,而香港特区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之广、信息公开的渠道之多都令人叹为观止,这不仅有利于政府内部的统一和协调,而且有利于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并且在本地和国际上树立了一个透明、廉洁、高效、负责的服务型政府形象。简而言之,透明政府的建设源于政府与社会在信息公开方面达成共识,从而使政府能够自觉自愿接受社会监督。     

新公共管理在日本的实践——兼谈对中国的启示

上个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西方各国公共管理领域掀起了“新公共管理”浪潮。日本在引进这种改革措施时,为了适应本国传统行政文化,作了某些修正。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日本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是独特的,对中国的经济、行政改革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Notes on contributors

In the Kosovo crisis, German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55 joined NATO military combat operations in a major way. While this has often been interpreted as a fundamental major departure ('normalisation') in Germany's post‐war foreign polic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Germany's willingness to contemplate joining a NATO war even without a mandate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presents an evolution, rather than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This evolution can be explained best as a logical and consistent response of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which reconciled, through modification, its traditional post war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as a ‘civilian power’ to a radically different security environment.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区域引力与产业布局研究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成立,为东北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虽然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内存在着两个经济中心,但延图龙地区的经济发展辐射能力明显低于长吉图。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使得长吉图的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该核心区的第二产业实力雄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而延图龙核心区第二产业与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存在脱离现象,未能实现优势互补,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较好,但现阶段的辐射能力不足。因此,必须加大延图龙及珲春市的建设,推进另一个经济中心的快速增长;大力推进长吉图区域的交通建设,促进产业升级及转变产业增长方式。     

论遗嘱特留份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特留份制度的设立,从表层上看,是对遗嘱自由制度的一种限制,但从深层次来说,它却是自然法衡平、公正理念在继承法中的体现。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缘由,当然这种对遗嘱绝对自由的限制体现为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在将这一制度引入我国继承法时,应当慎加考虑。     

论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依据

索马里海盗的猖獗行为,对国际航运和海上航行安全构成了严重危害,是对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威胁与破坏。在索马里沿海打击海盗,涉及不同的海域,各海域法律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不同的海域打击海盗有不同的国际法依据,涉及不同的国际公约规则。文章依据有关公约和学者学说,结合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分析和阐明了在各海域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依据,也有助于中国海军依法护航,依法维护国家利益。     

关于正当防卫若干争议的探讨

新刑法实施以来 ,仍然存在混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或者不法侵害的界限。究其原因 ,除了有的源于司法不公之外 ,主要是对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必要限度和特殊防卫权存在不同的认识。如何统一认识呢 ?一、明确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 ,即界定正当防卫所制止的不法侵害 ,必须分析不法侵害的特征和正当防卫的性质、功能及其发展趋势 ;二、认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应按照新刑法放宽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对防卫者采取宽容态度 ;公正地评判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三、特殊防卫权的适用范围 ,不是无限的 ,而是有限的。公民行使特殊防卫权 ,必须在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前提下 ,才不受防卫强度的限制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规定了航行自由制度,但未解决军事航行活动与沿海国国防军事安全之间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的化解需要借助于其他国际法律制度,特别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制度。我国既有维护海洋主权的客观要求,又在海外具有越来越多战略利益,因而需要从总体战略上考虑对待航行自由的法律态度。为应对其他国家可能以维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为由,对航行活动进行单方面、不恰当的限制,我国还应积极倡导宽松的航行自由制度,充分运用该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国家开展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和能源通道安全的海外行动提供法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