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对话之功能

公安对话是法律性对话。根据法律的不同,有警务盘问、治安询问、侦查讯问等;根据其实际功能的不同,分为调查性问话、调解性谈话、公安谈判等。公安调查性问话的目的,一般是为了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公安调解性谈话主要体现在治安调解、刑事和解等法律程序中,其目的则是通过公安人员与当事人的相互沟通,使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来缓和案件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公安谈判则具有妥协性和交易性,典型的有警务谈判和侦讯交易。在公安工作实际中,各类对话的功能经常需要结合起来综合运用。     

洞悉人的需要

正商务谈判作为一种特定条件下的人际交往活动,从一开始选择谈判对象、制定谈判计划、选择谈判方式,包括整个谈判过程的始末,都伴随着当事人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和心态反应,它直接影响着谈判当事人的行为活动,对商务谈判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日常决策通常会受到感情和理性思维两大因素的影响。同样,在谈判中形成的决策不仅取决于理性的思考,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     

自杀危机现场处置与谈判运作模式研究

当今世界警务危机事件谈判中绝大多数为自杀或自我劫持类事件,在处置该类危机的谈判中,谈判组运作模式的规范性与专业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谈判的效果以及种种处置结果。从自杀事件谈判现场处置机制与谈判组运作模式为切入点,探讨科学有效的工作模式与方法,帮助谈判组、救援队与指挥团队在现场进行默契配合与专业处置,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试析我国集体谈判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集体谈判制度是劳动关系协调运行的重要制度保障,健康良好的集体谈判制度对于劳动关系的和谐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目前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不完善,需要从法律规范等层面规范完善集体谈判制度,推动集体谈判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多数暴政新解——兼就《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多数暴政”问题分析》一文与王俊拴先生商榷

密尔以自由为逻辑起点,对多数暴政问题展开论述,认为多数暴政是指世袭贵族和商业阶级运用国家制度和公共舆论对知识精英的一种侵害.其理论贡献在于对多数/少数的论述不自觉地区分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数/少数与数量上的多数/少数.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数与少数之分以建立在对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基础之上的谈判实力作为衡量标准,其多数即在民主进程中拥有强大谈判实力的人.数量上的多数与少数之分以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仅涉及数量上多寡的对比,其多数是指数量上的多数人. 两者的关系呈现2种可能一是两者具有重叠性;二是两者具有分离性.正确地区分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数/少数与数量上的多数/少数的意义在于2个方面一是澄清理论上的误解;二是指导具体的政治实践.     

苏联与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在众多与朝鲜战争有关的国际因素中,苏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从苏联与朝鲜战争这样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提出如下几点看法:(1)苏联是朝鲜分裂的始作俑者之一,而朝鲜的分裂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朝鲜战争;(2)北朝鲜首先发动的军事进攻,事先得到了苏联的认可和支持;(3)中国出兵朝鲜承受了来自苏联施加的一些压力;(4)苏联空军的秘密参战,意味着苏联事实上参加了朝鲜战争;(5)苏联对朝鲜停战的实现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苏联虽然没有公开参加朝鲜战争,但在战争的缘起、爆发、进程和结束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战争的后果负有责任。     

关于WTO的新消息

<正> 一、世贸组织五年来形成的五大特点和取得的三大成果 1995年1月1日世纪贸易组织成立以来,从124个创始成员发展到今天的135个成员,代表了世界贸易总量的91％。目前,只有三股力量仍在世贸组织的大门之外,一股力量是中国大陆,占世界贸易比重的3％,第二股力量是台湾,占世界贸易比重的2.6％,第三股力量是俄罗斯,占世界贸易比重的1.3％。这三股力量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世贸组织真正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因此,1994年在WTO成立之前,江泽民曾有三点指示:第一,中国需要WTO,WTO由于中国加入变得完整;第二,中国加入     

深入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两岸同胞期盼30年的全面直接双向“三通”成为现实，中断10年的两岸协商谈判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得以恢复并步入制度化轨道，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海峡论坛等搭起沟通交流的多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