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谈判：正常协商与博弈的平台

最近几年，跳楼、自焚、报复性杀人等非常态事件时有发生。这是部分人对现实无奈、对既有程序和规则无望而采取的极端行为，让人很容易想起鲁迅先生的说法：“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伊朗核协议达成及其影响

<正>7月14日,经过艰苦的18天密集谈判,"伊核问题六国"[1]尤其是美国与伊朗终于就全面解决"伊核问题"达成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由于"伊核协议"有力地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成功地预防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同时提供了一个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重大国际争端的有益经验,因此,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     

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从1931年9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基于自身的远东战略利益,其对华政策先后经历了在中日之间保持谨慎中立(1931~1938)、援华制日(1938~1941)、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1941~1945)三个演变阶段。在中日之间保持谨慎中立阶段(1931~1938)     

论我国罢工立法与罢工转型的关系

我国现实型罢工具有劳资性罢工与政治性罢工混合、权利争议罢工与利益争议罢工混合、群体性罢工、谈判前罢工、非法罢工等特点。鉴于现实型罢工的诸多弊端和罢工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避免性,应当积极推动现实型罢工转向目标型罢工,即分别采取措施,促使混合型罢工转向劳资性罢工和利益争议罢工、群体性罢工转向团体性罢工、谈判前罢工转向谈判中罢工。此种转型亦即对现实型罢工的预防。与罢工转型同步且引导罢工转型的罢工立法,其策略要点有:罢工立法的样本以目标型罢工为主;灵活处理集体合同立法与罢工立法的关系;妥当安排集体(群体)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立法与罢工立法的关系;坚持罢工保障与罢工规制并重。     

多哈回合反倾销谈判中的从低征税规则研究

现行的从低征税规则不具有强制性,在多哈回合中成为反倾销谈判的焦点。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经济上,从低征税规则都具有合理性,《反倾销协定》中理应引入强制性的从低征税规则。尽管强制性的从低征税规则受到大部分成员方的支持,但由于受到美国的质疑,因此在《反倾销协定》中引入该规则困难重重。中国在反倾销谈判中应调整现行立场,支持强制性的从低征税规则。     

美国限制公共部门工会集体谈判权立法的争议及启示——以威斯康辛州集体谈判权立法为视角

涉及美国威斯康辛州集体谈判权的预算修正法案的核心内容是限制公共部门工会在工资、养老和医疗等方面进行集体谈判的范围。工会在反对这一法案的博弈中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原来的通过集体谈判决定的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保险福利水平,与其他部门相比的确出现了失衡。从威斯康辛州的立法博弈中能够得出三点启示:公共部门工资福利水平的确定应恪守平衡原则;我国公共部门员工工资福利水平的确定短期内不应推行集体谈判;"依法规范和决定"是确定我国公共部门员工工资福利标准、减少社会争议的最有效途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发展迅速,似乎将成为亚太地区新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TPP以成员国全面零关税、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保等议题为特点,提出建立高质量和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已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九国参加协议谈判。在TPP建立过程中,美国企图重获亚太经济主导权的意图明显;日本虽积极参与,但自身困难重重;东盟在巩固现有基础上,并不排斥新机制出现。当前,美国主导TPP势头正盛,但其发展态势并不明朗,TPP谈判仍将面临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技术问题的双重障碍以及日本能否顺利加入等问题;当前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局势,使中国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宜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完善和巩固现有区域合作战略以积极应对TPP的发展。未来,中国与美日韩以及东盟等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受TPP的实质影响将成为新一轮研究重点。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

早在谈判初期,TPP就宣称将达成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面向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议,但事实上,TPP将无助于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更无法解决亚太地区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问题。关于TPP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经济小国或许能够从TPP中获益,但是对大国而言,TPP基本没有经济价值。TPP只是美国应对东亚合作、获得非传统经济利益的工具。从中国角度看,长期内,克服TPP负面影响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内需;中期内则需要与日本共同推动实现东亚合作,确保中国在整个TPP博弈中获得次优结果。     

中缅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中缅2186公里长的边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政策为基础,通过"互谅互让"的友好协商和外交谈判,正式划定、勘定的第一条明晰的陆地边界线。长期悬而未决的中缅边界问题一朝得解,不仅彻底清除了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障碍,而且为新中国政府循此路径,全面、彻底地解决与邻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双边陆地边界问题,树立了一个"率先垂范"的成功样板,遗留给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