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产业中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面临的新问题

网络产业中的市场支配地位受到不同于传统产业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诸如网络效应、产品兼容、用户锁定、知识产权以及技术标准等都在网络产业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与维护中扮演重要角色。与之相适应,网络产业中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相关地区市场的界定在网络产业中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法＂面临质疑与挑战;市场份额对垄断力的影响在网络产业中相对减小,其计算方法与数值功能在网络产业中需要重新调整与评估;市场进入壁垒对垄断力的影响在网络产业中相对提升,传统壁垒减弱而新型壁垒增强。而将纯粹网络市场与混合市场予以区分、对＂盈利模式测试法＂、＂产品性能测试法＂、＂销售方式测试法＂等的尝试以及对由网络效应及其作用下的用户锁定、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因素引发的新型市场进入壁垒的关注,则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提供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新思路。     

农民土地维权行动方式考察及法律对策研究

在评析国内外农民土地维权三种观点基础上,认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三种理论模型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认为就农民阶层的行为动力层面考察,相对剥夺理论更具价值与逻辑双向解释力。根据该理论,主张中国乡村地权的残缺以及法律的倾斜,导致失地农民阶层谈判能力缺失或被削弱,当上访与司法救济均呈现为低效应时,失地农民往往倾向于选择群体性维权路径,以追求维权行动的有效性与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农村土地国有化,土地法权模型趋向开放性,简单化方向发展为解决困局的可能之路。     

股东大会会议体制下的股东质询权——日本董事等说明义务制度的理论借鉴

日本判例学说基于会议体制运营的一般原则,一直肯定董事等在股东大会上的说明义务,1981年更以立法形式将该义务明确,并在之后30年中进一步完善。相比之下,我国公司法虽以股东质询权的形式明确了董事等的说明义务,但忽略了其与股东大会会议体制之间的理论关系,这将导致很多具体问题难以合理解释和操作,鉴于此,有必要在今后的解释或立法中明确这项义务在股东大会会议体制中的定位。     

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发展思路与思维特色

邓小平民族理论是在民族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始创、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主体文化精神,使党的民族政策落实获得了良性发展的结构,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理论方法。     

改革开放前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比研究

人们在认识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长期贯穿着———＂怎样教育＂、＂如何教育＂及＂用什么教育＂的思维模式。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阶级教育为基本教育手段,以党内教育和军队教育为着力点,以政治理论灌输和学习运动为核心路径的模式而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由学习教育、辐射全民、典型示范、舆论导向、法制保障和学科建设六种要素构成的一套比较完备的运行模式,实现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     

警衔“督晋督”信息化培训现状调查分析与有效对策

警衔晋升培训工作是公安教育中的重要组成内容,为了深入研究督晋督警衔晋升人员信息化应用的现状,本文采用自制调查问卷,针对女50岁以上、男55岁以上,来自辽宁省14个市的两期督晋督培训班的354名学员计算机信息化应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全省公安系统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公安民警在思想上已经越来越重视学习计算杌的相关知识,但由于年龄、硬件条件等客观原因,参加督晋督培训的学员在计算机信息化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效地了解参训学员的计算机知识的掌握情况是做好信息化应用培训工作的重要前提。     

建设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责任主体分析

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愈演愈烈,不仅使农民工辛苦的血汗钱化为泡影,生活得不到保障,而且严重扰乱建筑市场的秩序,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社会影响恶劣,亟需解决。但在我国现行的法制体系下,农民工只能向与其有直接劳动关系的单位或组织主张支付工资的请求,而不能向与其有间接联系的发包方、工程总承包方主张支付工资请求权,不利于保护农民工的利益。这一切源自于合同相对性的限制,合同相对性就表现在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以及最重要的是责任的相对性,但是我国不乏有突破这一原则的立法例。将这些突破归结到一点,可以发现突破点就在于满足实现社会实质正义的需要,将法律的天平倾向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以形式上的不平等实现实质的正义,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责任落实到实处,将发包方和工程总承包方纳入到责任体系,以切实解决我国这一关乎民生的问题。     

论行政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职权作为法院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理由,在行政权不断扩张的今天．该规定的内容使得司法权可以对行政主体的栽量活动进行审查,为防止行政权行使的肆意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是在我国当下的现实中,行政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的内涵与表现形式等基础理论研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多种不同的观点,相对一致的学说理论没有形成;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滥用职权”进行准确定位,进而导致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滥用职权”的标准难于把握,不能、不愿也不敢适用“滥用职权”而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笔者试从“滥用职权”的不同认识出发,梳理之间存在的核心争议点,进而根据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分权制衡,界定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与深度．以期明晰在司法审查中法官需要把握的适用标准。     

评贝叶斯方法对概率逻辑的继承和发展

贝叶斯方法是以概率演算定理即贝叶斯定理为核心的概率归纳逻辑。贝叶斯方法在古典概率和现代概率逻辑的概率解释基础上,将主观性引入逻辑,遵守概率的主观解释和以贝叶斯定理为主要依托的推理模式,其强大的意见收敛定理则将主观性一步步约束至客观性的道路上来,但条件化原则的归纳性质,也使得其不得不进行长期的艰难的辩护。     

法治视角下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的思考——以云南绥江“3．25堵路事件”为例

云南绥江“3．25堵路事件”是典型的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反映了我国水库移民普遍存在的共性矛盾。从法治视角看,私权保护不足是引发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实体层面,未将“人”作为考量水库建设可行性的主要因素,对水库移民的补偿不足。在程序层面,公民难以参与公共决策,权利救济的路径狭窄。预防与控制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对策是：慎行水库移民,完善移民补偿立法,建立移民程序机制,慎用强权对待权利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