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体育产业品牌研究——基于内部休闲娱乐体育的视角

从体育活动构成要素来看,少数民族体育具有内部休闲娱乐体育基本特征,该种特征决定了少数民族体育与其他类型体育之间的互补关系,并由此促成了贵州省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机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面向休闲娱乐体育市场需求,塑造少数民族体育品牌,促使内部体育外部化,是贵州省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政府绩效视角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战略反思——基于地方政府公务员的感知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坚持以组织结构调整为主的模式.对于这一模式的影响,尤其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一直缺少科学层面的检验和理论层面的反思.本文选取政府绩效作为标杆,利用地方政府公务员的问卷调查数据,探索政府部门间关系和部门管理制度建设影响部门绩效的路径和程度,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战略在地方层面的有效性.结果表明,部门间关系作为政府结构的核心特征对于政府绩效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其影响作用是通过部门制度建设和部门文化间接发挥的;部门制度建设对政府绩效的整体影响要大于部门间关系.因此,在今后的改革中应该给予管理制度层面的改革更多的重视,通过局部的、具体制度的改革为整体的、基本制度的变革创造条件.同时,还应在改革过程中维护政府组织文化的凝聚力和激励性.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之定性分析

人民调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双方当事人为解决纠纷而订立的和解契约。《人民调解法》第33条所确定的司法确认制度本质上乃是人民法院依当事人双方的申请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之制度,司法确认程序属于非讼程序。《人民调解法》所规定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之路径是有违民事实体法和诉讼法理的。应当在立足于司法确认程序乃非讼程序之基础上,遵循人民法院审查人民调解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是否适于强制执行之路径进行具体的程序设计。     

浅议大学生就业权益侵害及保障

就业是民生之本,笔者从大学生就业现状出发,针对社会上毕业生求职及工作过程中遭遇到的就业权益的侵害．以及受到侵害后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与保障的现象,从法律的层面阐述大学生就业权益的内容,分析产生此类现象的制度、观念等方面的原因,提出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体系的相应对策,以期帮助大学生提高法律和维权意识,引起全社会对大学生权益保护的重视。     

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五国援助述评

本文拟从援助目的、机制、特点以及效果等几个方面,就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五国的援助做综合评述。笔者认为,日本对GMS五国援助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的培养。这两个方面的援助不仅能切实解决被援助国面临的问题,而且还能培植亲日人员。正因为如此,尽管日本的援助在受援国得到一定的好评,但也引来诸多批评。此外,对基础设施提供援助的最大收益方往往是日本,因此日本的援助具有功利性。     

新时期中国农村教育救助的思路与对策

能力的匮乏是导致现代农村贫穷落后的根源。加大农村教育救助的投入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同时教育救助必须促进救助对象自立能力的提升,培养农民具有现代化的公民素质。改革教育救助体制,加大教育投入,建立权力分工和制衡的教育救助机制。既要根据实际不断改进教育救助的内容,同时又要解决农村教育工作者的生存和发展所遇难题,群策群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不仅具有知识累积的意义,而且具有改进中国宪法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依托中国宪法常识,可以认为中国宪法的真实性在于：在宪法性质上乃为去政治化的政治法;在宪法权力结构上乃为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二元权力架构;在宪法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方式上乃为以阶层宪法权利为核心、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政治化保障与实现方式;在宪法监督制度上乃为政治主权者基于使命——规律型代表而存在的垄断性与政治化的宪法监督体制。     

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逐渐加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中美战略关系时越来越强调对华战略竞争因素,强调美国应扩大和改善同其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和那些对中国长期抱有忧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但目前的重点是建立防止或劝阻中国通过强制外交扩大在该地区影响的机制,同时利用这些合作加强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抵抗中国影响的能力和信心。文章运用现实主义分析方法,论述当代美国学者研究中美战略困境的不同视角。     

日本人中国法律观的历史考察

日本曾经在很长的时闻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为圭臬，其法律制度基本照抄了《唐律疏议》和《大明律》的主要内容。近代以来，日本人逐渐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转向学习西方法律文化。并试图将日本法律文化推向整个亚洲。20世纪以来，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学习转向了研究，许多中国法律史研究著述出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逐渐转向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