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反恐与国际法

奥运反恐不仅是东道国和国际奥委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根据国际法应进行合作的事情.在奥运反恐问题上需要东道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但是合作需要在尊重东道国主权以及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来进行.东道国为反恐而采取的某些国内行为也要有法律上的依据.     

超现实主义视域中的达利与拉康

超现实主义思潮的表现方式和颠覆现实的内里逻辑是拉康早期理论兴趣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与超现实主义的旨趣,即力图打破现实的物性生活,追求未被世俗物欲毒化的理想境界这个兴奋点不同,拉康并不是在现实生活背后肯定性地发现惊异之美,而是致力于颠覆式地揭露出人之生存面相背后的倒错悲剧。     

比例原则与监听刍议--兼论监听立法之完善

监听是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在实践中已为侦查机关广泛采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之做出规制,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迫切需要立法予以完善.比例原则在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其公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价值所在就是保障人权、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比例原则与监听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她可以作为设计监听立法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标准,以此防止国家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浅析公司设立行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任何公司的设立都是一个逐渐完成的过程 ,在此过程必然发生一系列法律关系 ,诸如公司设立成功时设立行为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公司设立未成功时设立行为的法律责任、公司设立无效的设定及法律责任等。确立这些因公司设立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的承担原则 ,有利于开展公司设立活动和维护债权人利益     

2004年美国大选对美国选举制度的影响

2004 年美国大选中技术构件的改进,提高了美国选举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竞选开销创历史新高,加深了金钱政治对选举制度民主公平原则的侵蚀;候选人通过谎言和反面信息争取选票,违背了选举制度的诚信道德准则。     

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刑事立法刍议

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法权利,使其得到应有的治疗,并规定他们应承担的避免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人,包括亲人的义务。政府必须加快制定HIV感染者病人的行政和刑事管理法规,对“传播艾滋病罪”作出规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

必须克服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及其模式的缺陷．重新焕发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使之继续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必须因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化的形态，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高度。     

从“科学的代言人”到“当事人的枪手”——专家证人历史沿革与我国现实考察

英美法系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专家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而具有偏向性专家证人则是对抗制的产物。在中世纪，专家是以陪审团成员或者法官顾问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的，由法官进行引导和控制．以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16世纪，随着知情陪审团被不知情陪审团所替代，法院开始传唤专家出庭，就某个专业问题向陪审团提供意见和结论。到了18世纪．英美法系审判中对抗的因素越来越多．双方当事人开始传唤专家作为各自的证人出庭提供意见。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专家证人并不具有偏向性。直到19世纪中期，专家证人开始为各自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在法庭上为就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专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现代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产生。梳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的历史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已全面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应当具有中立性．并需构建一系列的程序和制度对专家辅助人的中立性进行保障。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以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为诱因的侵权案件频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消解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与知情权、解释权、被遗忘权、脱离自动化决策权保护冲突的关键是,对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处理,分别进行效力认定。网络平台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致使信息主体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符合我国《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之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主要权利”的认定,在考虑合同内容的同时,应奉行合同性质决定论;以“理性人”构建网络平台的解释义务标准,力争在保障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