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死亡概念的比较分析

死亡是哲学的永恒主题。海德格尔将死亡定义为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列维纳斯将死亡界定为“可能性的不可能性”。海德格尔给“不可能性”以优先性,对他来说,作为此在的我们面对的死亡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说,海德格尔从死亡的角度观察生命。而列维纳斯则是将死亡与生命的观点一起考虑,因为他觉得只有生命才能为我们打开可能性;从生命的视角看,死亡是所有可能性的终结,即不可能性。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备战打仗中的国际人道法规则运用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区分对待战斗员和平民,以便在武装冲突中有效地对战争受难者进行保护,平衡"军事必要"与"人道需求"这一矛盾。从实践经验上看,我军在战争中往往守法做的比较好,而在对付敌人违法作战方面准备不足。在未来军事斗争中应利用国际人道法的相关知识,做到既严格遵守又灵活运用。具体做法包括:将遵守国际人道规则列入部队训练和演习内容;运用国际人道法合理进行目标选择与打击;做到正确、灵活地对待和使用保护性标志;灵活处置国际人道法的守势反用等。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犯罪学与刑事法制改革:以英国为例

过去30年英国的犯罪学发展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犯罪学"在多个维度的"膨胀";另一个是犯罪学"自治性"的增强。犯罪学在向自治学科转变的过程中既具有许多有益的方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它可能会丧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潜在的后果保持警觉。犯罪学知识的用途,在于为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犯罪学进行准确定位有两个核心要求:一是要承诺把犯罪学变成一个内涵广阔的学术概念,即将犯罪学的多元主义看作一个优势;二是要让犯罪学研究与实践保持长久的、基本的联系,将犯罪学知识渗入公众关注的犯罪和法制事件中,对"制度性环境"作出一个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米尔斯基和他的《俄国文学史》

"公爵同志"米尔斯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充满突转的生活经历和坚忍不拔的文学活动构成文坛的一段传奇,甚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的缩影和象征。他用英文撰写的《俄国文学史》被纳博科夫称为"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所谓"米尔斯基文学史"因其"折中主义"的文学史观、主客观统一的批评手法和极富个性的话语风格而独树一帜,被视为西方俄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长期被欧美高校斯拉夫系用作俄国文学史教材,其影响历久不衰。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吉林省参与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的问题与对策

以多国合作为特征的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开发项目近几年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各成员国加强了务实开发的力度。中朝“路港区”工程、中俄“路港关”工程、中蒙“两山”工程等开始启动,并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但对于吉林省来讲,当前又遇到了对外通道未能真正顺利打开、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没有形成完整的互动机制、市场贸易主体也未得到真正确立等问题。为此应加快推进图们江区域国际经济合作。     

关于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竞争策略

研究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历史,从中发现它的发展变化规律,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现代国际航运中心的本质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青岛、天津、大连在认定国际航运中心竞争对手问题上就需要调整思路,从长期考虑,在竞争中如何处理这三个大港,以及各自临近较小港口的发展关系问题。根据国际经验,港口联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途径。为应对船舶大型化及航运公司的全球联盟,并避免港口之间对同一腹地的过度竞争而导致设施过剩,世界上许多港口都实行了战略联盟、兼并等多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