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与中国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分析

审视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其与市场经济法治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并且存在着诸多与 WTO 规则相背离的地方。我们应本着经济立法是对客观经济规律地正确反映的指导思想,制定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     

法律的统一对民法法典化的影响

自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制定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掀起了制定民法典的浪潮。然而,在论及制定颁布民法典的原因时,多数学者往往忽视法律的统一这一因素对其的影响。实际上,从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制定颁布民法典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来看,都是基于对已有分散的法律进行统一的需要。基于同样的原因,英美法系的国家也制定颁布了民事单行法。     

探析道义逻辑的哲学渊源

从哲学渊源上以“权”理论取代可能世界作为道义逻辑建构的理论依据,从而可以构造出实用性强的道义逻辑语义理论,因而是一种可以探索的道路。     

同治中兴:晚清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的悖离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同治中兴,虽在形式上保全了清政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其政治体制模式却遭到结构性破坏———中央集权权力向地方督抚下移,而中兴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仍然抱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造成清末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相互悖离,双方均失去了在政治建设中的合法性和积极意义。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新陈代谢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甚至迂回不前,并出现晚清政局特有的征象。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防范打击计算机犯罪的法律思考

计算机犯罪愈演愈烈,危害越来越严重,应予高度重视。目前打击防范计算机犯罪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建立完善的计算机安全法律体系刻不容缓。一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制定新法以增强法律的调整力和强制力;二是及时修改、完善旧法以适应、调整和规范网络行为。充分利用法律的手段,有效防范和打击计算机犯罪,趋利避害,使计算机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洗钱罪的保护客体探析 --兼论本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地位

洗钱罪保护的客体即洗钱罪所保护的利益,洗钱犯罪既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又侵害了经济管理秩序,但洗钱犯罪所主要侵害的法益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今后,随着<反洗钱法>的出台,刑法分则中惩治洗钱行为的具体罪名也应加以修订,应将洗钱罪置于妨害司法罪之中,同时鉴于惩治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洗钱犯罪的特殊性,刑事立法有必要创设新的罪名给予特殊保护.     

简论以法治腐--学习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

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治理腐败与民主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不仅为我们指出了防治腐败的根本方法,也为我国政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整体思路.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性和深层次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切实发挥作用。参照外国关于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立法规定,我国应遵循利益均衡、诉讼便利和适当发挥法官职权原则,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体系。     

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的解读

如何看待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建构是第一性的,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实力至上,美国学者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在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则强调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同是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变量.他们还将观念分解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3种形式,它们通过提供行动指南,增进共识和建构制度等方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这些争论提示我们,我国的外交战略既要立足于物质实力的增强,又不能忽视观念的作用;既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观念建构,又要避免意识形态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