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盟友之间因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将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具有防御性且主要着眼于半岛安全之同盟的性质,但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基于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的变化,美韩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之后的美韩同盟虽然在联合指挥协调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上看美韩同盟在本世纪初的调整则是一个走向强化的过程。     

行刑社会化滞后的成因与对策

犯罪原因论、刑罚的负面影响以及当前改造工作以提高改造质量为中心的高标准都决定了行刑工作必须社会化.然而,现阶段行刑社会化呈明显的滞后现象,其成因主要来自社会、罪犯亲属、罪犯自身和监狱等方面.因此,必须树立行刑社会化思想,加大宣传力度,建立行刑社会化运行机制,消除自由刑的缺陷.     

台湾政党政治的腐败与政治转型

近二十年来,金钱政治以一种看似矛盾和不自觉的方式,破坏着台湾执政党和政府及官员的政治形象、权力结构和统治基础,以一种潜在的力量推动着它们的政党政治和政治体制由一元的模式向多元的模式变化,从而加快了多元政治的发展;同时,在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它以一种瓦解体制的形式阻碍着民主制度的形成和稳定.进一步来说,这种腐败在政党政治和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产生不同的作用,它或是在巩固政治转型阶段推动政治转型和民主化,或是在巩固民主的阶段推动或阻碍民主的发展,但其总的表现形式都是瓦解体制.     

毛泽东与启新洋灰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

把私营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而推动中国整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决策之一。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启新洋灰公司于1954年8月顺利地实现了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安置问题的思考

职工安置往往是国企改制最棘手的问题,同时也是决定改制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目前职工安置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部分企业职工生活无着落、一些企业大规模下岗引发的动荡、改制过程缺乏透明度等,对这些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否则会影响改革进程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美日同盟的出现与冲绳问题的产生

近数年来,围绕着驻冲绳美军基地,特别是普天间基地问题,美国、日本中央政府、冲绳地方政府两国三方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和争执。冲绳的民众为支持地方政府的政策再次掀起要求美军基地撤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战后以来冲绳人一直在抗争试图减少基地甚至是实现无基地化,60多年过去了,冲绳仍然生活在基地当中。那么,冲绳问题在战后之初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从美日同盟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可以看出,美日同盟的出现导致了冲绳问题的产生。《旧金山对日和约》结束了日本被占领状态,同时《美日安全条约》的签订确定了美日安保体制的法律框架,对冲绳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也成为美国统治冲绳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结束了美日之间的敌对关系,并开启了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与此同时,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冲绳问题的出现。     

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形成述论

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对华一直遵从"政经分离"原则。"政经分离"原则虽然形成于吉田茂内阁时期,但这一原则并不是吉田或某一个政治家的主观设计,而是战后冷战体制,尤其是"日美台体"作用于日本对华关系的自然结果。把握"政经分离"原则的形成过程及其形成的根源,可以为正确理解战后中日关系或是改善或是恶化的历史表象提供一个可诠释的视角。     

应用FTIR光谱技术推断死亡时间

目的 应用傅立叶变换红外(FTIR)光谱技术分析大鼠死后组织、人体离体组织随死亡时间推移的化学降解过程,为死亡时间推断的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与方法.方法 大鼠断颈处死后置于4℃、20℃、30℃环境,在不同死亡时间点提取大鼠不同组织;收集有同样死亡时间的人尸体组织,离体取材,并运用FFIR光谱仪测定不同化学基团随死后和离体后...     

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对司法的独特作用——以当前我国的能动司法实践为分析依据

无论是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还是司法能动的运用都不能忽视执政党的独特作用,＂司法独立＂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司法能动中执政党的独特作用主要表现为：执政党最可能把握国家当下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执政党最可能指明能动司法的基本要求与最佳境界,执政党的政策本身对法律具有一定的补充价值,党对司法能动的指导具有必要性、可行性与低成本性,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执政党对司法的独特作用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法院的政治功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课题。     

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政策选择——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例

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需要合理的政策做前提条件,因为政策在打破社会阶层固化、抑制盲目流动、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现行的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各种不平等政策,对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造成严重制约。因此,要突破现有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通过改革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保政策和土地政策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进得来”、“干得爽”、“留得住”、“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