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养老保险中农村集体的作用

农村集体是农民生活中的重要组织,一直以来都在农村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目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农村集体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也应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我国农村集体存在诸如职能混乱、经济能力日渐衰退等问题,难以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有效的支持。本文主要分析了农村集体的现状及其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中的作用,同时提出了增强农村集体作用的相关建议。     

论我国农地的功能

农村社会保障与农用土地的生存保障不具有内在一致性,农地没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农地承担社会保障责任是功能越位的表现,导致农地资产资本功能的缺失。剥离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回归农地的资产资本功能具有紧迫性和可行性。要建立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逐步消除农地身份性、实现农地的资产化运作和农地功能的归位。     

浅谈我国对吸毒行为刑事政策的应有调整

我国对吸毒人员一贯采取治病救人、教育改造的刑事政策,惩罚色彩很弱。至今为止,我国法律对吸毒行为的最严厉措施仅限于劳动教养。然而,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的愈演愈烈与对吸毒行为的控制不力是有密切关系的。鉴于吸毒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现有保安措施的缺陷,《刑法》应对某些严重的吸毒行为增设吸毒罪予以刑罚规制。与此同时,其他法律法规中对吸毒人员所制定的保安处分措施也应加以完善。只有打防并举、多管齐下,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毒品违法犯罪。     

基于“脆弱性-能力”综合视角的公共安全评价框架:形成与范式

国际社会的公共安全评估框架在不断发展之中,从单独的脆弱性视角或能力视角进行公共安全评价,到形成较为完善的公共安全评价的脆弱性-能力综合视角,大体经历了三个过程。本文阐述了在脆弱性-能力综合视角下的公共安全评价主要研究内容,以及该评价框架的范式与应用。脆弱性-能力综合视角的评价框架研究,把质性研究与定量方法相结合,从脆弱性和应对能力综合的视角出发,通过引入系统动力学,提出了一种公共安全与公共危机管理动态评价的新思路,构建了一个公共安全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动态评价和识别框架,为公共安全评价工具和方法提供新的视角和前提。     

看守所安全防范工作的信息化主导对策

随着信息技术在看守所的深入应用及科技强警战略的实施,信息化应用正在日益融入并改变着看守所传统的管理模式,但在监管安全工作中,公安监管信息化建设方面仍存在认识不足、硬件滞后,规范欠缺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为适应新形势下公安监管工作的变化,提出了看守所安全防范工作的信息化主导对策。     

论公安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当前,信息技术呈迅猛发展的态势,各种新型的网络犯罪也接踵而至,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加强信息的安全管理,防止各种涉密信息的泄漏和窃取,要有效打击各种形态的网络犯罪,这已成为当前公安网络建设的重要课题。文章论述了新形势下的公安信息网络安全防范系统及其存在的主要风险,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和管理对策,旨在加强网络安全防范工作和进行有效的网络布控。     

论道路交通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公安机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必须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总体框架下,立足岗位优势,发挥职能作用,着力构建严密的道路交通治安防控体系,使警务活动适时、高效、科学。实现警务模式由被动反应型向主动预防型转变,有效地提高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动态道路交通治安条件下的作战、反应和驾驭能力,实现打、防、控一体化,警务效能最大化。确保路畅、平安,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谐,百姓安康乐业。     

论公安机关应急管理相制

公安机关在政府应急管理框架下不断完善应急管理机制。不仅是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本文首先从“应急管理”、“应急管理机制”、“公安机关应急管理机制”三个概念出发,总结了相关理论研究的现状。其次,本文提出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定位公安机关的应急处突工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最后,本文呼吁加快《紧急状态法》的立法进程,保障公安机关应急管理机制的运行。     

在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卫中如何做好服务群众工作

国家对群众性大型活动的安全管理工作以立法的方式加以调整,足以见得对群众性大型活动的高度重视。作为大型活动主管部门的政府机关——公安机关,必须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大型活动管理办法》,把《大型活动管理办法》中的服务群众立法宗旨,贯穿于大型活动保卫始终。在做好审查资质、安全许可、安全检查、安保指导的同时,必须做好大型活动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Delivering Science into Public Policy: An Analysis of Murray‐Darling Basin Sustainable Yields Assessment as a Model for Impact

The desire to base policy at least in part up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 a clear trend in Australian governance. The growing literature on how to facilitate this intent highlights a few important principles complemented by examples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n example from a very large research project based on physical sciences responding to a national crisis is presented in the context of how it approached delivery to policy‐makers.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Sustainable Yields Assessment, widely considered an outstanding success in both scientific terms and for its impact, is reviewed with respect to how the scientific challenge of assessing the future security of water resources in Australia's most important and politically contentious catchment translated into the policy domain. The lessons learned offer a potential template for science with policy i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