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点人口管理制度的经济分析

重点人口管理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普遍性问题,原因在于制度设计时未考虑经济因素.对重点人口管理制度进行经济分析,可以发现其管理制度存在运行成本过高导致执行主体缺乏投入的积极性和可能性、监督成本过高导致监督缺位和"产权"设定的不合理挫伤了成本投入主体的积极性等缺陷.重点人口管理应从列管、核实查证、日常管理三个环节来降低运行成本;通过改革监督评价指标来降低监督成本;通过交易明晰"产权",使成本投入者在重点人口管理工作中获得应有的收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死亡、残疾赔偿金审判探析

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问题，囿于立法、司法解释不明确和矛盾、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赔偿能力低下、大多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困难等诸因素，在是否列入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及如何判赔问题上存在颇多争议。笔者在综合考察研究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主张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且应当全额判赔。但应当给原告出具风险告知书并尽可能争取调解解决。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後，如有财产的，全额执行；如无履行能力的，则应中止或终结执行。同时，对因中止或终结执行而生活极端贫困被害人及其抚养人应给予国家补偿救济或“低保”。     

对纯粹经济损失赔付规则的探析

纯粹经济损失是当今民法研习中的难点问题，由于表现形态各异，至今没有准确统一的概念。它同时涉及侵权法和合同法两大领域，导致很难获得赔付。然而这些不予赔付的理由并不充分，应该结合中国当前立法，采取适当的控制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承认纯粹经济损失的赔付问题。     

中蒙关系发展中的大国因素探微

中蒙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但睦邻友好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由于蒙古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其外交关系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美、俄、日等世界主要大国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中蒙关系的发展。     

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适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以保护和救助生命为核心的制度,它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在法律依据、法律性质、责任划分、保险费率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在法律适用中不可混淆;若两者并存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优先适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补充适用,以有效分散风险,同时,也为交通事故受害人设置了双重保护,更加有利于保证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及时救助;在诉讼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受害人可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直接向其求偿;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受害人只能把保险公司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论濒危民俗文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管理机制——基于制度分析视角

目前,我国许多民间文化艺术形式正面临着割裂消失、甚至被异化的危险境地;中国传统的口头、形体和其他种类的艺术形式,譬如刺绣、印染、剪纸、雕刻、中医药、针灸等民俗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和保护都面临困境。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应当加强保护民俗文化遗产的行政管理机制,提高对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保护水平。     

基于SWOT分析的网络视域下高校共青团凝聚力建设

网络的发展给共青团的发展提供了广度和深度,更拓展了发展平台,但是网络的负面效应也给共青团凝聚力建设带来了挑战和风险。SWOT分析法提供的ST、WO、WT、SO战略为网络视域下凝聚力建设提出对策,发挥网络凝聚力建设平台优势,利用网络特点加深凝聚力教育。拓展网络凝聚力建设平台,减少不良信息对高校青年的侵蚀。利用网络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用先进的思想吸引广大青年加入。完善网络凝聚力建设工作机制,建设长效机制。     

独立行政法院否定化思考——兼论行政诉讼困境之解决理念

行政诉讼案件的症结所在是司法体制问题。独立行政法院的设立不能从本质上解决行政诉讼所存在的问题。因此，解决行政诉讼案件的难点应放在改变司法机关地位和增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上，不必要对现有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体制做大幅度的改革。     

和谐社会与公众利益表达制度的法理思考

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利益和谐。利益和谐是指多元化利益的相互博弈、对话和妥协，进而达成某种利益矛盾的统一共识。利益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取决于利益主体闽的各种利益诉求均有合法通畅的表达渠道。立法听证作为一种科学化、民主化和正当化的公众利益表达制度，可以将各种利益的冲突与矛盾纳入合法有序的制度环节而予以妥善解决，其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TRIPS-递增”协定在WIPO公约体系和WTO法律框架下的制度空间与适用关系

“TRIPS-递增”协定是后TRIPS时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主要法律形态。此类协定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缩减这些国家利用WTO/TRIPS框架下的变通性规定促进其发展的自由选择空间。但是，在WIPO公约体系和WTO法律框架下，“TRIPS-递增”协定具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间和正当理由。因此，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根据一般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认识和处理“TRIPS-递增”协定与WTO框架公约和WTO／TRIPS协议的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联合抵制或“体制转向”阻止“TRIPS-递增”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