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据治理”的治理——从“文明码”治理现象谈起

“健康码”和“文明码”所代表的“码治理”是运用数字技术治理社会问题的一种尝试.从“健康码”到“文明码”,数据治理发生了“滑坡效应”,这源于技术治理的数字化异化和基层治理的简约化动机.数字化的公权力在其天然扩张性的驱使下向其最大边界滑动,延伸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精细之处,直至将个体异化为被数字控制的对象.因而应对“文明码”...     

论民法视野下人体医学试验损害的救济

人体医学试验不应因其具有公益性质而漠视受试者的权利。为了保护受试者的利益,研究者和受试者订立的知情同意书应该视为合同。试验过程中,受试者受到人身损害,可以选择向研究者提起违约之诉或者侵权之诉要求研究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论选择违约之诉还是选择侵权之诉,均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试者的自冒风险行为可以作为免除研究者民事责任的事由,当然,研究者和受试者也可以就受试者自冒风险行为所招致的损害约定分担。     

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

被害人承诺,是现代社会广泛认可、但我国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其法理基础是,刑法以保护个人利益为首要任务,被害人自愿放弃的利益不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被害人承诺的适用范围,应是除了侵害生命之外的一切侵害个人利益的犯罪;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必须从体现被害人的真实意思的角度来考虑;被害人只有在有关法益处分的决定上具有错误的场合,其承诺才无效;推定承诺,兼具被害人的现实承诺和紧急避险的特征,其适用要受到严格限制。     

论临床教学实践与患者隐私权保护

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实践要求对患者隐私权进行保护,临床教学实践必须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并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     

民法典编撰对医疗代理决定刑法效力的影响

《民法总则》在“监护”的内容中，明确了“尊重被监护人意愿”“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增加了“意定监护”等新规定。《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则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意味着我国的医疗代理正由“法定主义”向“意定主义”转变。对无“自我决定”能力的患者实行医疗行为，除满足“医学适应性”“医术正当性”外，还要具备用以替代“患者的知情同意”的“医疗代理同意”这个要件才能实现刑事正当化。依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此时的“医疗代理同意”既不能简单等同于“患者家属的同意”，也不应是“医务人员的同意”，而应当是最为接近患者真实想法的“患者的推定同意”。     

From Competition and Collusion to Consent-Based Collaboration: A Case Study of Local Democracy

The high distrust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a growing sense of powerlessness among many citizens suggest that prevail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systems lack a capability for collective dialogue and learning. The key thesis here is that public governance systems can benefit from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informed by circular design. A case study conducted at a Dutch municipality illustrates how principles of circular design served to enhance the city council’s role of orchestrator of civil participation. This case also illustrates how a local democracy, which has long suffered from majority–minority ploys and voting scheme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a consent-based culture of collaboration.     

告知后同意规则的法律构造

在具有侵袭性的医疗行为中,医师负有告知义务,以患者得以了解的语言,告知病人病情、治疗方案、各方案可能的的风险,以及不治疗的后果等。告知义务的履行应采取理性患者的标准。告知义务也有例外。医师违反告知后同意义务并非直接侵害了患者的健康权,而是侵害了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或自我决定法益,它将可能进一步引起对患者健康权的侵害,造成患者人身损害。     

关于国际医疗援助中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流,但日益加剧的地区冲突和突发自然灾害引发的严重平民伤亡未能完全幸免,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国际医疗援助亦方兴未艾。然而,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以及民族特性等方面均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加之援助国与受援国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利益目标的冲突,国际医疗援助在如此特殊条件下开展工作,势必会遇到一系列的法律冲突。分析国际医疗援助的现状和组织机构,探讨国际医疗援助中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和当前国际医疗援助面临的法律障碍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任意侦查标准之构建

如何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是侦查研究中最为基础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任意侦查原则与强制侦查法定主义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有关任意侦查的界限与标准,在日本学界先后存在"有形力说"、"侵犯权益说"、"综合判断说"等不同观点,美国经同意搜查规则中对"同意"的认定则为日本诸种学说有益的补充。对于任意侦查的界限与标准应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进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