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对企业环境风险的规制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面临很多风险,环境风险在环境问题备受社会关注的21世纪,将是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而现实中政府过于强调企业的环境责任,使企业受到环境伦理规范的束缚以及背负着社会和公众的环境压力,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建立一种能够使企业自我规避、防范和处理环境风险的机制或法律制度,补充传统单纯依赖行政资源的规制手段。环境保险制度和企业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正体现了政府指导和经济刺激等手段,从而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企业环境风险规制机制。     

试论工程监理对首都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环境管理

从北京市建设工程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法规、标准、技术、经济等层面,对工程监理在施工现场实施环境监督管理,特别是施工扬尘控制监督的举措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该举措意义重大、技术经济可行,但是尚需要在法规、标准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移动通信基站环境保护问题探讨

介绍了移动通信的特点、电磁辐射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电磁辐射控制标准、移动通信基站建设过程中环境保护距离的理论计算,并对移动通信基站建设环境保护程序和对策进行了探讨。     

试论公民环境权的生成与合理定位

公民环境权的合理定位与配置 ,对于保障环境法秩序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从公民环境权的生成问题入手 ,否定了公民环境权为环境行政权的“衍生形态”或“反射性利益”的错误认识 ,提出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人生而应有的权利 ,其法定化将对公民的“偏好”及环境行政权的合理化有重大作用。由此提出公民环境权并非“环境权私权化”的产物 ,而是天然地归属于一种社会性权利 ,这是由环境的物品属性决定的 ,同时也将对其权利的保护与救济产生重大影响。     

论我国现有化学品环境管理立法

化学品是现代文明社会重要的物质基础,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全球化学品产量从1930年的100万吨发展到今天的4亿吨.作为化学品生产和使用的大国,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化学品数以万计,但是针对现有化学品的环境管理尚处于落后阶段.本文针对我国化学品生产使用与立法管理相脱节的情况,分析了我国现有化学品环境管理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框架,并给出了具体的制度设计,以期使我国现有化学品环境管理尽早实现有法可依,从而达到保护公民身体健康和促进环境无毒的目的.     

Governing Climate Change: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Risk Regul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scen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EU regulatory agenda signals a new era of risk regulation and cal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aradigm for risk regulation. Climate change is altering the EU's con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its design of regulatory responses. In contrast to conventional risk regulation, climate change regulation must prioritise the risks of business‐as‐usual over the risks of change, must target systemic change instead of stability, and must favour the virtues of integration and orchestration over those of individualisation and compartmentalisation. There is an important role for risk regulation scholarship to analyse this shift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regulation, such as the relocation of legitimacy need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risks of regulatory failure. Such an enterprise would both reinvigorate risk regulation scholarship and offer a vital contribut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as it tackles the momentous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出台到1997年新《刑法》修订,再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不断补充修正,形成了中国环境刑法的基本规范与格局。目前,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在立法体例、罪名体系和刑罚处罚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亟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体例,将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从该章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一章,并将分散在刑法典各章节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纳入其中;其次,中国环境犯罪急需增设以下5个罪名,以完善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即破坏草原罪、破坏湿地罪、虐待动物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和抗拒环保行政监督管理罪;再次,应完善环境犯罪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扩张环境犯罪对象的范围、扩展危害行为的类型。最后,应完善环境犯罪的刑罚适用原则和刑罚适用种类。     

公共性控制:政府环境责任的省察与实现路径

政府环境责任以公众环境利益为指向,以公共性为价值追求。政府环境责任的确立是行政伦理道德、政治合法性与权力合法性的客观要求。我国目前的政府环境责任一方面缺少法律规范的支持,另一方面表现出一些与环境善治不符的病症。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要求责任理念回归公共性、公共环境利益明晰化,并从具体制度规范上予以配合。     

论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原则

能源开发利用产生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原则是指在开发利用能源时,必须减少污染排放,加强环境保护,它也称清洁开发利用能源原则。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能源立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树立低碳能源和低碳经济理念,坚持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原则。     

环境法律观检讨

当前环境法学表象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专业性不强的危机,其根源在于较为落后的法律观。在一些环境法理论中作为言说基础和前提预设的“法”与作为现代法治基础的“法”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法律道德主义色彩浓厚、与科学规律界限不明、主体性缺失、孤立立法、与传统法的关系失当五个方面。法律观偏失的环境法学研究在实践中只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无助于环境法治的实现。要想获得理论提升和实践突破,环境法学必须对自己的核心任务和研究范围作出准确定位,牢牢把握法的本质特征,加强本土化研究,尊重现行法,采取现实主义思维,实现向法学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