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相关问题之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重要内容,在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急需理论上予以解决.本文认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已经逐渐从“非法手段”扩大至“程序违法”,而现行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依职权或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并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的过程中,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效果和证明标准进行深入探讨.     

论专属经济区军事利用的法律问题

专属经济区是海洋法公约创设的自成一类的新海域和新制度。沿岸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并享有专属管辖权。其他国家在沿岸国专属经济区虽享有“航行、飞越”等有关军事利用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属于传统的公海自由,其上覆区域也不是“国际空域”。因此,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军事利用活动,都必须尊重沿岸国的主权和安全,只用于和平目的,禁止一切非法活动。沿岸国和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水体和海床军事利用权限的范围和程度上是有区别的。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草案)》除外责任之探讨

除外责任具体内容的设计应考虑公益和私益的平衡,确保其在及时、有效分散与移转风险,削减社会管理成本的同时兼顾承保人、投保人、受害人三方的私益.《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草案)》中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犯罪"的除外责任限定于"致使第三者遭受的损害"不妥,保险公司不应为生态环境损害承担保险责任;将"环境污染...     

论非法证据证明能力及其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构建

非法证据是一种因为采用了违法取证程序而形成的证据，它的证明资格问题是当今司法界一直争议的问题。     

证据制度改革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证据制度与诉讼制度需要相互协调,为此应当建立与我国诉讼模式相适应的证据失权制度、举证协助义务、强制答辩制度和阐明权制度.在构建证据规则体系时,对于基于证据力弱而限制证据使用的规则应持谨慎态度,必须认真考虑从立法角度概括地排除某一种类的证据可能给个案公正造成的不良影响,或不采用这样的规则而将问题交由法官决定或明确列举不予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况.证据立法应尽量选择通俗易懂的方式,立法语言的精英化只能造成法律与大众的疏离,社会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规则体系,更要求这一体系能够贴近大众.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诉工作中的运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进行价值选择的问题。在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其司法实践的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     

市场经济背景下国有财产结构的二元化设计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不同类型的国有财产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进一步复杂化。根据国有财产所服务的公共利益的特点——为特定的公共利益服务还是为一般的公共利益服务——国家所有权的客体有必要建立以公共国有财产与普通国有财产为基本类型的国家所有权客体结构。     

户籍制度的法律改革与底层精英问题探析

包括原籍为农村户口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城市农民工,相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在年龄、教育、个人素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是精英群体。然而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导致他们遭受种种歧视,处于社会的底层地位,这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对现行户籍制度进行法律改革,维护底层精英的平等权利就显得尤为迫切重要。     

公用资源的私权法律机制构想

民事生活领域中在私人财产权与国家财产权的中间过渡阶段存在着以公用资源为客体的公用财产权。自然状态下公用资源的特殊性与权利状态的制度设计之间不能有机融合，公用资源不得不长期处于自然使用状态而难以进入传统私权调整的层次。市场化的语境中，民法契约制度与物权制度为立法者提供了通过私权机制调整公用资源利用方武的可能性。只有事实支配符合规范的支配，事实的排他与规范的排他一致时，公用资源的私权调整机制才能获得法律上的正当性。     

平行进口法律规制的再思考——以知识产权独占许可为视角

对平行进口的法律规制争议不断,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类型的多样性及由此带来的权利冲突和利益纷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以传统的知识产权理论即权利用尽原则与地域性原则为基础解决平行进口问题所遇到的理论内部的矛盾性及由此决定的现实意义的有限性。从知识产权独占许可的视角分析由平行进口所引发的利益失衡可以为我们研究平行进口的法律规制提供新的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