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转型烈度

把烈度的概念引入到民主转型过程的比较研究之中，提出民主转型烈度这一概念，是对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它使对民主转型的国别比较更具有可操作性，大大增加了结论的说服力。民主转型烈度是由一系列具体的可执行的指标体系构成的。通过对民主转型烈度的测评，我们就可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进行级别划分，从而进行深入的研究。     

当前东亚国际秩序转型中的日本因素

东亚地区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历史上，大国在东亚纵横捭阖，形成了各种地区性的国际秩序。这期间，日本在东亚国际秩序建构中的地位不容小觑。当前，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各国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东亚国际秩序处在转型时期。通过探讨当前东亚国际秩序转型中的日本因素，对日本在当前东亚国际秩序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依稀可以窥见日本外交所面临的困境。     

关于“普鲁士式道路”的典型性问题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般把“英国式道路”看作是现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形态，而把“普鲁士式道路”看作只是一个例外。这种改良的道路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农奴制残余的基础上，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不仅使农民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剥削，而且把德意志民族带入军国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二战结束后，东德通过实行民主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彻底铲除了容克地主阶级的生存土壤，“普鲁士式的道路”走向历史终结。德国实现统一后，德东地区进行的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像西德那样完全实行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而是继续保持大型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在经营规模、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优势。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农经济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转型速度、局部改革与转型方式的选择

国外学术界把渐进方式和激进方式看作是殊途同归的道路,其理论基础源自狭隘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缺乏对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影响了转型国家对市场经济体制理论认识的深化,束缚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中理论创新的科学视角;而且还存在转型速度、全面改革与局部改革、次序性等一系列转型战略的理论差别,由此产生了转型国家不同的实践绩效和转型后果。这些转型理论范式及其理论教条,忽略了对真实转型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仍然在影响转型国家转型深化期的改革实践和转型策略;容易受到西方转型范式的操纵和逻辑引导。因此,转型深化期的中国必须慎重反思转型速度、全面改革以及转型方式的选择,坚持中国特色的"双主题阶段转换式"的转型模式。     

论“TRIPS-递增”协定在WIPO公约体系和WTO法律框架下的制度空间与适用关系

“TRIPS-递增”协定是后TRIPS时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主要法律形态。此类协定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缩减这些国家利用WTO/TRIPS框架下的变通性规定促进其发展的自由选择空间。但是，在WIPO公约体系和WTO法律框架下，“TRIPS-递增”协定具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间和正当理由。因此，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根据一般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认识和处理“TRIPS-递增”协定与WTO框架公约和WTO／TRIPS协议的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联合抵制或“体制转向”阻止“TRIPS-递增”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扩张。     

论犯罪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兼论犯罪学的良性发展机制

犯罪学研究成果应当及时转化为刑事立法、刑事政策、实务部门的具体决策以及社会公众防范犯罪的方法、手段等,切实发挥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作用,充分为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服务.当前,犯罪学研究成果的转化面临较多的实际困难,关键在于研究成果的研发机制、中介机制、评价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脱节,应当尽快建立健全犯罪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机制,大力推动犯罪学的良性发展.     

浅析法治框架内提升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2003年的“非典”疫病危机、2008年初的我国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6·28瓮安事件等向我们陈述了一个事实：世界进入了一个高危险时期，公共事件突发、高发已不可回避。因此，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高度重视突发公共事件，提升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慈善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读布鲁克斯的《谁会真正关心慈善》

布鲁克斯认为宗教信仰、对政府经济运作的怀疑态度、工作和健康的家庭是美国社会个人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反观中国,在全民慈善时代即将到来之时,慈善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框架建设亟待跟上。     

我国社会资本培育模式探讨

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如何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中进行理论创新，以便对社会现实做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学学科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资本培育模式的研究，讨论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资本培育模式。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

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在短期内导致了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在长期则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和变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研究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利益-制度分析框架描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利益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制度变迁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决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进程、形式及其战略选择,而一定时期内的行政审批制度则约束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为利益冲突提供了既定的博弈规则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