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上诉制度若干缺陷之法理分析

我国现行民事上诉制度建立在两审终审制的基础上 ,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目标的追求 ,并产生制约上诉功能、诱导上诉投机、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以及“终审不终”等诸多弊端。为此 ,应当借鉴外国司法改革的经验 ,立足我国国情 ,在完善第二审程序 ,构建三审终审制的同时 ,严格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     

对乔治·赫伯特诗歌中人神关系的解析

乔治.赫伯特于1633年出版了诗集《圣殿》,自此享有很高的声誉。赫伯特诗歌中所传达的一种无所不在的基督精神吸引了各个时代的读者。在这部诗集中,赫伯特以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他心中的人神关系。他突出强调了物质世界——人——上帝之间的等级关系,人从肉体到精神的成长历程,以及人从诞生到堕落再到复活的过程,从而体现了上帝的仁慈之心。     

火耗归公与集权低能——关于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具有高度集权与极端低能的双重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依据“国家%D%D社会”的宏观理论探寻二者的关系。这种方法虽有很大启发意义 ,但也容易失之宽泛、抽象 ,缺乏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解释力。本文选择专制集权官僚政治最后和最典型的代表———清代官僚政治作为研究对象。以清代著名财政改革“火耗归公”为切入点 ,力图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从微观角度揭示过度集权与低能混乱间微妙的正相关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集权低能体制的成因与制度后果。     

权力关系中的法治秩序──对西欧中世纪政治结构的分析

西欧中世纪在法治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是至为重要的时期。根据统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本文将中世纪划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制时期、等级制时期和绝对主义时期,并逐一对上述三个阶段的政治结构加以分析,试图在权力关系的变革中探寻其与法治秩序的“隐喻”关联。通过“顺流而下”的历史描述,本文意在进一步“逆流而上”建构出法治秩序的制度条件,以期对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助益。     

企业组织结构的惰性特征研究

企业组织结构惰性是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组织结构所带有的正规化和僵化的特征。本文在回顾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可靠性、可解释性、合法性、可复制性等方面分析了企业组织结构惰性的形成机理，并揭示了其构成维度主要包括正式化、集权化、整合化、复杂化和制度化等5个方面。从而可推动人们以此为基础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并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传统服饰专制主义的文化反思

服饰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化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在专制文化体制下,服饰既是确定社会等级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也是统治者压制被统治者的工具,同时它也成为专制政权或专治集团之间以服饰进行相互的抗衡,凸显政治优势的特殊手段。西方虽然没有服饰专制主义的传统,但是特殊的专制时代,服饰仍然可以成为专制的重要工具。警惕服饰专制主义是一个全人类的话题。     

荀子组织理论与现代管理

荀子的组织理论代表了战国末期儒家组织管理理论的最高水平。当我们从现代组织理论的视角去解读荀子组织理论时,会发现它是超越性与局限性的矛盾综合体。本文拟从定职不定员的等级制,弱君强相的礼法之治,夺人之心的组织发展观三方面,对荀子的组织理论加以梳理,以期为现代管理者吸收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提供借鉴。     

空巢老人现象归因分析及获取幸福感的对策研究——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快、平均寿命的延长、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小型化的变化、城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空巢老人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加剧趋势,空巢老人现象如雨后春笋般凸显。空巢老人的成因有个人、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因素,这三方面也就是微观、中观、宏观因素。中国的养老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家庭照顾功能逐渐弱化,社区照顾正在逐渐兴起,但社区照顾尚未成熟,还在探索及发展阶段,在中观、宏观都欠佳的状况下,抓住微观——空巢老人"自身照顾"显得尤为重要。     

犯罪现场层次论

犯罪现场层次是犯罪现场存在表现及其被侦查人员认知的程度。犯罪现场是由犯罪时间、犯罪空间、犯罪嫌疑人条件、犯罪痕迹物证、犯罪活动过程、犯罪心理、犯罪证据等各种层次构成的复合体。研究犯罪现场层次论也是研究犯罪现场构成要素的存在及其在不同层面的联系。犯罪现场层次也是研究和揭示犯罪现场存在的一种认知。研究犯罪现场层次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对犯罪现场状况及其勘查工作质量给以程度判定。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的合理性分析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为了完成其迅速而有效地解决争端的义务,在DSU没有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做出任何规定的情形下,在判例中基本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同时,也发展了一些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标准。遗憾的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实践表明,他们并没有严格遵守其形成的相关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其形成的相关标准也缺乏合理性: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忽视了实质公平,在WTO审理实践中容易被滥用;例外规定与排除规定之间存在区别的分析多此一举;重要性等级标准缺乏合理性及例外规定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既没有法律依据,其合理性也受到质疑。这必然削弱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因此,对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所形成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标准实行必要的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