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视角考察法治在中国的实现

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旧中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法治建设必不可少。但是由于缺乏民主的基础和法治的土壤,中国只能走政府推进型道路。     

“十一五“期间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

如果把我国全面的改革比喻为整个大脑的话,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则处在“脑干”的部位。它既是其他一切改革的“根”,因而构成了整个改革的突破点和“抓手”,又是其他一切改革的汇总点和联结点,因而必须与其他改革综合、配套进行。     

论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对法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是法律实践中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法的价值的解读而形成的一种理性的观念模式。其中法律权威理念和权力制约理念是法治理念的灵魂,人权保障理念是法治理念的根本宗旨,而和谐司法理念是法治理念的实现形式,四者结合构成了完整的法治理念形态。     

知情权与侦查法治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中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侦查工作“透明化”的利弊,既要顺应法治潮流,赋予公众对侦查工作的知情权,又要规定一些必要的限制,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实现的同时,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现状反思与体系建构

尽管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缺少对证据规则的研究,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仍对一些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对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追求。但是其不足和缺陷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构建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法治价值

科学发展观与法治是统一的,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与法治在价值内核上都指向主体的人,在过程价值上都蕴涵着和谐,在价值依归上都突出表现为对自由的积极追求.     

暴力袭警：警察权威弱化的危险信号——从社会秩序结构谈暴力袭警产生的深层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繁发生,而且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暴力袭警的根本原因是警察权威的弱化。因此,解决暴力袭警问题的根本对策是警察权威的重新构筑和强化。分析警察权威,必须从社会秩序结构入手,搞清警察权威、治安规则和警察客体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

在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国际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控制商业贿赂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法治措施。我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我国推进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法治的积极行动,也是我国推进反商业贿赂领域法治的重要措施。作为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的法治,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开展反商业贿赂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商业贿赂的必然要求。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开展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建设,将有力促进反商业贿赂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明朝的“秘密警察”：极权统治的血腥工具

明代行使“秘密警察”职能的机构有锦衣卫、东厂、西厂与内行厂。这些“秘密警察”力量的设置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明王朝的极权统治,其中阉党的横行、酷刑的滥施,充分暴露了明王朝统治的血腥及明王朝君主的变态人格。明代“秘密警察”的横行,在支撑明王朝统治的同时,又加速了其灭亡。     

价值与实现：刑事证据规则本质探析

刑事诉讼结构虽然在根本上保障了实体公正的实现 ,但刑事证据规则在功能上有效防止了控辩对抗可能引发的控辩“纠缠” ,其本质在于追求效率价值 ,核心在于禁止提出带有更大虚伪性的证据 ,是实体性规则也是可出示规则。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结构因较强的职权干预保证了较高的诉讼效率 ,刑事证据规则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 ,当务之急首先是完善交叉询问、举证责任等有关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则以及确立带有根本意义的自由心证原则 ,刑事证据规则除已有的规定以外 ,应主要增补排除传闻证据规则。超前制定完善的证据法典从刑事诉讼结构发展角度讲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