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性质研究

信息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使得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更好的实现,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意图用科学技术的力量避免刑讯逼供的出现。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即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性质问题。按照域外法律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证据的属性,应当适用证明规则的规制。但是中国司法实践中,考虑到侦查技术和侦查秘密的问题,许多人并不愿意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使用并公开。在作为证据的同步录音录像和侦查秘密之间找到一种缓冲手段,成为本文的核心所在。     

试论间接正犯承认的必要性及其理论依据

间接正犯并不是正犯概念诞生时就内含的部分,而是随着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的发展,对正犯概念的一种补充和完善;作为间接正犯存在的理论依据,较为适当的应是从利用人和被利用人两方面出发,既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又能体现间接正犯本身特性的"工具理论"。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举报工作的立法完善

和谐社会是有法治保障的民主法治社会.在我国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确立法治的今天,举报立法相对薄弱,举报人频频遭受打击报复等现实状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完善举报立法,切实保护举报人权益,对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政府理性的生态秩序考量——论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法治政府建构

中国是后发型法治现代化国家,其构建法治政府的动力来源于政府凭借理性进行制度设计加以推进,借此发挥政府理性的优势,确保政府推进不至于偏离方向。但是,在现有的学术观点及评估实践中,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并未被关联起来,二者仍然处于简单的平行关系。这与目前环境破坏、资源告急已然危及政府安全的事实,以及党的政策文件的最新决策和论断并不相符。由于生态秩序是政府理性的应有之义,而政府理性又是生态秩序的坚实保障,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之间应当是复杂的螺旋结构,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政府建构的整体思路之中。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法治政府建构而言既是理念目标,也是重要内容,还是检验手段,需要在法治政府建构的三个层面——价值基准、指标设计和实践反哺分别加以展现。     

让法治成为监狱人的一种信仰

法治信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狱是刑事法律体系中的最后屏障,是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环节。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让法治成为所有监狱人的一种信仰。所谓监狱人,既包括监狱人民警察,又包括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甚至包括被害人和周边群众。所谓法治信仰,既切实接受法律的保护,又真诚接受法律的约束。中国人法治信仰了没有,作为社会缩影的监狱人可以佐证。     

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实践规律新探

群众路线实践是一个具有着严密的结构和需要精细组织的系统工程.推进新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要准确把握实践主体在根本历史方位上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大实际、实践客体由传统“人民”向现代“公民”转型的多元化复杂化发展趋向、实践过程由单向引领向多向沟通转变的科学化理性化诉求,精心组织,稳步推进.这既是推进新时期群众路线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新时期群众路线实践的基本规律.     

法治、法律意识及其现代性救赎研究——以百度帖吧为平台对法大10·28案件实证分析为例

公民现代化的法律意识是推进民主法治国构建的内在驱动力,是内化科学良善法条精神的主体/主观要求。寻求一种知识社会学/社科法学的理路,以百度帖吧为平台,通过对轰动/典型个案——法大10.28案件——案外"围观"群体的考量,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及病理作出时代性诊断,探寻一条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转型的有效路途,为有中国特色民主法治国的建立提供主体性支撑。     

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探析

平等原则,经常作为受不利处分的当事人所引据为请求作成撤销或变更特定处分的理由,简单地说,也就是"别人可,为何我不可?"这就是"不法的平等"问题。相对人能否依据信赖原则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主张不法的平等,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一般禁止该主张,我国正处于市场化和法制化逐步完善之时,也宜加以禁止。     

构建辽宁省基层法治政府的指标体系

当前,辽宁省各基层政府在政务公开、依法行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在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方面还没有完整的、系统化的指标体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辽宁省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建立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价值,是有步骤地推进法治政府创建活动的重要手段。笔者结合辽宁省基层政府法治建设的实际情况,从构建基层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实践意义、基本内容、运用与保证措施三方面出发,旨在抛砖引玉,推动对这一命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讼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借鉴了国外有关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产生的背景原因 ,指出了一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会受该国法律文化传统 ,政治状况 ,刑事诉讼价值等的制约。分析了国内学者的不同观点 ,认为应当在我国确立“排除加例外”的非法证据规则 ,并尝试了具体规则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