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学“假设”思想的借鉴

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欲望、理想及人类本性中的其他情感问题,而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创造人类精神财富,丰富着人类情感生活,在这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和经济学有共通之处。将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市场经济体制假设、信息完全假设和给定假设"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分析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学的交叉学习提供一种研究的方式。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arliamentary Departmen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ethe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FOI) legislation should apply to those agencies working to support parliaments. In the past, FOI legislation was characterized as a mechanism to allow greater scrutiny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by parliament and the community. On this analysis, there was no reason to extend the legislation to the ag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branch. But the role of FOI legislation has developed so that it now forms part of a wider integrity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The need to ensure integrity is a concern for all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this article asks whether there are any convincing reasons in principle or practice to exclude the parliamentary departments from the FOI regime.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研究

公安交通管理＂大数据＂历经建设、扩容、使用和发展阶段,具有规范性、系统性、保密性和法律性等特点,其价值体现在信息查询和科学预警、信息共享和法律证据、社会服务和便民利民等方面,但在使用、安全和进一步发展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转变思维方法和工作模式,积极开展与科研院所及相关行业的交流协作,不断强化信息资源运用的规范化流程,全面提升数据信息综合运用的水平。     

“无意入镜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以公共场所的个人信息权益为视角

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更加频繁地用镜头记录其日常生活。在公共场所,拍摄者有可能也将他人摄入镜头之中,构成了"无意入镜者"的情形。我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将"无意入镜者"在公共场所中的个人信息权益与非公共场所的个人信息权益进行区分对待,无论个人信息是否属于私密,都可以得到保护。在"无意入镜者"个人信息权益与拍摄者权益平衡的问题上,应对我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告知同意规则进一步做出解释。公共场所本身的属性,意味着"无意入镜者"存在自行公开个人信息的可能。对于被认定为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拍摄者无需再取得"无意入镜者"的同意。除此之外,在公共场所中,履行告知同意义务既应当像服务提供商或者公权力机构采集民事主体个人信息一样严苛,同时可以适用默示同意的推定行为的空间而无需取得"无意入镜者"的明示同意。     

我国农村公共信息服务建设与地方政府责任

本文认为,深化农村公共信息服务建设,各级地方政府责任重大,但当务之急是处理好地方财政投入力度不足、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失当、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迟滞问题.为此,应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主导下的多元投资机制;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涉农公共服务机制;建立健全农民公共信息需求表达及反馈机制;建立健全由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相关决策及规划机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农村公共信息服务评估机制.     

火车票实名制后打击倒票的实践与思考

铁路全面推行火车票实名制和电话订票、网络购票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后，倒票人员开始利用“95105105订票电话”和“12306购票网站”等以更加隐蔽的手段从事倒票活动。北京铁路公安局在打击倒票“猎鹰-2013”战役中，充分发挥信息研判作用，加强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后台数据的全面分析，实施“一案一档三表一反馈”制度，精确指导“猎鹰”小分队破获了一批利用电话和网络倒票的案件。     

论企业破产重整信息披露时间节点的规范与细化

企业破产重整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平衡依赖于破产法上的正当程序,知情权的实现是保障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基本前提。本文通过对26家上市公司重整程序中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制度比较后发现,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上关于重整程序中信息披露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和立法上均存在不足。建议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按照破产重整程序推进的逻辑完善我国破产法上信息披露制度,规范信息披露的时间节点,在重整程序启动前、重整计划草案表决前和重整计划执行三个阶段对信息披露的时间节点与内容进行规范与细化。     

法证披露模型:应当向法证专家披露什么和法证专家应当披露什么?

法律上的披露问题主要集中在检控方向辩护方提供或者隐瞒了哪些证据。在本文中,我们将披露的概念扩展到更广泛的情境下,在这种情境下,披露失误可能导致误判。我们引入了一个概念模型,即“法证信息披露”,它涉及哪些信息应该披露给法证检验人员,以及法证检验人员应当披露哪些信息。本文全面概述了四类利益相关者的动态交互:法证服务、调查、法律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我们通过五个问题讨论了法证信息披露模式的有效实施,即如果要向法证检验人员或者由法证检验人员提供最好的信息,以提高法证决策质素,并尽量减少偏差,则什么时候进行披露?披露什么?如何披露?向谁披露?为什么披露?     

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内涵及其问题点

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中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存在义务泛化、规定零散、类型化、差别化不足以及未体现利益平衡四个问题点。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义务进行合理的配置。以比较法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探究,学习国外法律带来的启示,并结合国情对其进行批判性借鉴,可以得出配置该义务的合理路径:首先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所从事的功能性活动的特点和支配控制信息能力的大小将其划分为四类;然后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划分为五大类、十二层次;最后将不同类型与限度的义务逐一分配给四类网络服务提供者。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的实证解析与制度重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施行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理念不断深化,制度不断完善,实践不断发展,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推动廉洁、高效、透明的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稳步显现。与此同时,从行政复议视角看,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依旧存在,掣肘着这项制度功能的发挥。未来,应当强化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权力运行这一主导功能,进一步推动加大主动公开力度,统一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重大问题的认知标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全面、便捷、有效的优势,以助力于政府信息监督救济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从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良好施行和实践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