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原因探析

犯罪学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犯罪是指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权益，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犯罪行为的发生是犯罪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外因层面，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法制环境中存在的某些不利因素，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供了滋生滋长的土壤；在内因层面，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理论阐释了在知识产权犯罪巨额收益的基础上，诸多犯罪外因极大地降低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成本．最终导致个体犯罪动机的形成。提高我国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以及大力改善执法不力的现状，是当前形势下知识产权犯罪防治之举的重中之重。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

企业间借贷合同符合合同法原理,现行政策及有关立法并未一概否定其效力,原有司法解释缺乏法律依据,现已着手修改,并已先行对部分企业之间变相借贷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可,因此,应确认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经济学上说,利息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在法律上,利息是由作为主债权的金钱债权而产生的法定孳息。因此,在责任承担上,利息的性质决定着在企业间借贷合同中,除本金债权外,利息债权也应予以保护,对此相关判例已经先行一步,期待司法解释能够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予以明确,以便统一司法尺度。     

民事裁判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具有普世价值,其不仅存在于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同样具有统帅作用。廓清人权与民事权利的关系是实现民事裁判中人权保障的前提。纯粹国家取向的人权、国家私人二元取向的人权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决定了这两种人权不存在在民事裁判中的适用问题,可拓展性国家取向的人权则可以通过间接介入的方式在民事裁判中发挥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在民事裁判中作为评价民事行为的界限、认定民事责任的界限(包括构成阻却违法性的考量要件、构成认定主观过错的考量要件)、法律适用中解释与价值填补的功能发挥。     

改善家族企业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家族企业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弱化,经营控制权过于集中所导致问题的剖析,阐述了如何完善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提高企业运作效率和会计信息质量等措施。     

对隐性采访合法性的思考

随着新闻媒体的不断发展,近几年来隐性采访很受新闻记者的青眯。社会和广大公众对隐性采访也持认可态度。但隐性采访的法律问题却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由此形成的观点反差较大,而且尚无定论。随着我国民主法制的健全及新闻立法,隐性采访完全可以有条件的获得合法地位。     

行政诚信的伦理向度与政府内部监控之耦合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由政府行为所引申的行政诚信问题无疑是行政伦理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政府内部监控是一种重要的自我约束机制，对行政诚信的建设起着内部监督促进的作用。在阐明行政诚信和政府内部监控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阶段行政诚信的现状以及成因，进而探讨了行政诚信与政府内部监控的耦合之处。     

上下位法间的效力优先与适用优先——兼论自治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和较大市法规的位阶与适用

效力优先是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的情况下,上位法的＂效力优于＂下位法,其根据是梅尔克—凯尔森位阶理论的第一要义：上位法是下位法的效力依据,下位法的创制应当符合上位法预设的创制方式和内容;而适用优先是下位法符合上位法的情况下,下位法的＂适用先于＂上位法,其根据是梅尔克—凯尔森位阶理论的第二要义：下位法是上位法的具体化和个别化。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属于效力优先,不存在例外。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经济特区法规的位阶低于法律、行政法规,其变通规定优于法律、行政法规不是效力优先的例外,而属于适用优先。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的位阶低于省级地方性法规,其与省级法规适用中的难题也可从效力优先与适用优先的区分中寻求解答。     

论提单中"喜马拉雅条款"的效力

提单中的"喜马拉雅条款"源于海运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其部分内容为国内法和公约所认可,英美等国司法实践中也形成了该条款的有效要件。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有关"喜马拉雅条款"的统一的认识,在"喜马拉雅条款"效力问题上海事审判中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应在有关法律中使这一问题明确下来。     

重构婚姻判断标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婚姻判断标准体系，判断婚姻的主要标准，就是单一的婚姻效力判断标准。不论是什麽形态的婚姻，都用婚姻有效无效标准判断。这种婚姻判断标准，不能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容易造成对不同婚姻形态的误判。因此，应当建立以婚姻的属性要件、形成要件和效力要件为评判标准的科学评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