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

19世纪后半期,东亚国际秩序处于由前近代向近代过渡的转型时期.在东亚秩序转型中,包括了三个几乎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此间,日本对中朝的外交政策与其国际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借助欧洲条约体系对东亚既有秩序的破坏,向着有利于实现自己意愿的方向改组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从而推动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     

Bringing Soul to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alls for a shift in training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negotiation, away from the standard Western linear, rational, fact-oriented style toward training that makes room for soul. As used here, the term soul combines several concepts that integrate learning on human cognition,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effec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The article discusses soul in terms of three components: emotion and subjectivity, deep narratives rooted in faith and ethnic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intelligence. The article presents three negotiation scenarios from around the globe, contrasting first-generation training approaches to next-generation training approaches that would value the unconscious processes of decision making.     

老挝的矿业开发及其国际合作

老挝有丰富的金、银、铜、铁、锡、铝、铅、锌、锰、煤、盐和宝石等矿藏。进入21世纪后,老挝政府将矿藏的全面开发利用列入10年发展规划和20年发展战略的主要开发和发展领域,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地矿勘测、矿藏开发和矿业发展计划及招商项目。在矿业开发方面,老挝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合作,积极鼓励外国企业参与和投资。     

论中国国际责任及其对国际责任的承担

从2005年佐利克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以来,中国责任论就开始在西方媒体中迅速蔓延,甚至有些学者试图把中国的所有对外行为都描绘成某种程度的不负责任.中国责任论就成为继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之后的对华媒体报道的第三波浪潮.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论断并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中国究竟在履行国际责任方面作为怎样?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论国际私法保护弱者利益原则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是国际私法追求实质正义和人文关怀的体现,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突破和延伸,保护弱者利益原则已被各国国际私法所接受,并在立法中有所体现。文章从保护弱者利益原则的法理学基础入手,分析在具体的国际私法制度中,公共秩序保留、干涉性规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当限制在弱者利益保护方面发挥的特殊作用,从而更好的推动我国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     

中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立法体例研究

二战后,国际民事管辖权在立法体例上逐渐形成一元论体例与二元论体例双足鼎立的局面。一元论体例主张通过援引国内地域管辖权规则来解决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其法理依据在于类推适用(准用)。但基于一元论体例的形式主义特点,为确保国际民事管辖权实质正义之实现,需要为其配备校正机制。鉴于一元论体例拥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其完全可以成为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立法体例的未来选项。我国未来如继续采用一元论体例,则必须重视该体例的校正机制配置工作。     

联合国反恐全面公约中的武装部队问题

如何规范一国武装部队的行为是制定联合国反恐全面公约的最大难题之一。武装部队在武装冲突及执行公务中的活动,应否受该公约的管辖？各国在此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在国家恐怖主义的概念以及全面公约与国际人道法的关系问题上看法不一。为使全面公约尽早得以通过,可以明确规定国家武装部队在武装冲突及执行公务中的活动以及民族解放部队的活动均免受全面公约的管辖。因为即使不适用全面公约来约束武装部队的行为,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等其他相关国际法规则也可对此种行为进行管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没有明文规定保留问题 ,这意味着允许缔约国提出符合该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的保留或解释性声明 ;对该公约的强制性条款的保留、模糊的或一般性的保留 ,往往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对该公约的强制性条款不宜提出保留 ,但可以作出解释性声明 ;对该公约的非强制性条款可以提出保留也可作出解释性声明 ;各国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的 ,表明了国际人权保护的特殊性。其他国家的保留或解释性声明以及反对意见 ,对我国提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解释和适用该公约、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 ,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AUKUS核潜艇合作如何冲击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

核潜艇合作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核心内容。关于这一核潜艇合作项目是否有悖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国际社会存在尖锐的争论。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核潜艇合作与国际核不扩散规范的合规问题,但忽视了其对正在成长中的国际规范的冲击。从规范演化的角度看,违反规范的国家影响力越大,对既有规范的打击越沉重,规范退化的可能性越大。规范的正式程度越低,规范越脆弱,受到冲击后规范退化甚至衰亡的可能性也越大。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三国利用其独特的影响力破坏了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长期以来,由于已有的核潜艇合作活动都没有利用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中的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使得规避利用该漏洞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或成长中的规范。然而,由于美英澳的核潜艇合作涉及大量武器级高浓缩铀的转让,且高调引用了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这将对军用核动力装置转让、军民两用物项管制和核“突破时间”这三项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产生严重冲击。     

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双层跨域治理框架

国门安全是指口岸监管部门在进出境口岸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能和被授权执行的法律法规所维护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在进出境环节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国门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国家其他方面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国门安全是一种国际性的国内安全,具有跨境性与弥散性、动态性与线流性、建构性与主动性、外溢性与共生性以及虚拟性与无界性的特点,这就使国门安全风险的防控时空从口岸沿着跨境供应链前推后移,进而使国门安全表现出跨国公共产品的属性。各国的国门安全相互依存,国门安全治理日益呈现跨越国家边界、职能边界、层级边界、公私边界和时间边界的跨界性,不断提出国内和国际跨域治理的双重需求。然而,当下的国门安全治理存在着“碎片化”困境,体现为治理部门分散化、政策措施割裂化、政策执行差别化和国家间合作机制扩散拥堵等特点。因此,治理国门安全,应构建国内与国际同构的双层跨域治理框架,国际层面由双边和多边机制构成,国内层面由结构性、程序性和技术性机制组成,以实现对国门安全风险的全过程防控和精准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