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惯例在涉台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

中国大陆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在争议问题的准据法为大陆地区法律,而大陆地区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国际上对于争议问题存在国际惯例的情况下,法官决定是否适用该国际惯例.涉台案件的当事人也可以选择适用国际惯例.国际惯例一般适用在涉台货物买卖、运输、保险、支付、结算等方面,且受国内强行法、公共秩序保留等限制.统一实体私法条约可以作为“国际惯例”而适用于涉台民商事案件.     

基于SIRT1/PGC-1α通路探讨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对脑缺血大鼠氧化应激的影响

目的探讨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对脑缺血大鼠急性期神经损伤的保护机制。方法随机选取15只SD大鼠为假手术组,另将模型复制成功的大脑中动脉闭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模型大鼠60只随机分为模型组、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康复组)和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组(联合组),每组15只。假手术组和模型组不进行干预,电针组和联合组于“百会”“大椎”进行电针治疗;康复组和联合组予以丰富环境与康复训练,每次30 min,每日1次,连续治疗3 d。观察大鼠缺血侧皮质区脑血流量、组织形态学、阳性细胞率的动态变化,检测缺血侧皮质中丙二醛(malonic dialdehyde,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含量;RT-PCR检测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1,SIRT1)、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共激活因子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γcoactivator-1α,PGC-1α)、B淋巴细胞瘤-2(B-cell lymphoma-2,Bcl-2)、半胱氨酸蛋白酶-3(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3,Caspase-3)及半胱氨酸蛋白酶-9(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9,Caspase-9)mRNA的表达水平。结果分组因素对缺血侧皮质中MDA、SOD水平和SIRT1、PGC-1α、Caspase-3、Caspase-9、Bcl-2 mRNA表达水平的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脑血流量,SOD水平,SIRT1、PGC-1α、Bcl-2 mRNA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阳性细胞率,MDA水平,Caspase-3、Caspase-9 mRNA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P<0.05);与模型组比较,各治疗组SOD水平,SIRT1、PGC-1α、Bcl-2 mRNA表达水平显著上升(P<0.05),MDA水平和Caspase-3、Caspase-9 mRNA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联合组与电针组、康复组比较,上述各指标表达水平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对缺血侧皮质MDA、SOD水平和SIRT1、PGC-1αmRNA表达水平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P<0.05),对Caspase-3、Caspase-9、Bcl-2 mRNA表达水平的影响无交互作用(P>0.05)。结论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可通过调控SIRT1/PGC-1α通路,提高抗氧化能力,改善神经细胞损伤,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面向网络经济的财经类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研究

网络经济已成为现有经济形态的重要内容，对财务、金融、贸易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网络经济不仅带来了社会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而且对人才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在对网络经济的特征以及信息素养的新要求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从文化素养、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三方面论述了财经类专业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内涵，并从信息技能层面、知识素养层面、信息意识层面三个角度提出了财经类专业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对策。     

严重国际犯罪事项上的中非司法合作：问题与挑战——基于哈布雷案视角的研究

随着国际社会围绕严重国际犯罪达成共识的增多,国家间司法合作日益受到影响。司法合作一方面能有效防止出现“有罪不罚”现象,另一方面能帮助完善一国国内法制。随着中非关系的更加密切与发展,中非司法合作将愈益增多。中国要在中非司法合作中占据主动,呈现更正面的建设性形象,就有必要首先完善本国国内法制。哈布雷案在此方面可提供若干借鉴。     

大数据，认知与计划经济——与何大安教授商榷

数据是明晰的,客观的,而信息本质上是主观的,隐含的和实践的,数据被个体理解之后才会转化成“他的”信息。人们在使用数据之前先会判断该数据的重要性,这种判断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大数据本身并不能替个人做出这样的判断。信息分散在无数人的头脑中,不能被某个头脑或超级计算机集中掌握。个体确定目标后,才能决定把什么样的数据作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他会在海量的数据面前不知所措。数据是人们行动的产物。作为“历史”,数据本身不能告诉人们未来他们应该做什么。另外,没有市场的运行,甚至数据本身都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进路应该是“让个体的知识得以充分利用”,而不是何大安教授提出的“改善个体的认知”。何大安教授预设的“智慧大脑”类似于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他对“普通大脑”的认知和“智慧大脑”的认知趋同的欲求,也正如中央计划委员会试图让普通大众服从于它的指令。正是市场对分散信息的分散利用使个体在固有的认知局限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大数据不能扮演同样的角色。何大安教授有关认知与大数据的讨论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他没意识到市场是一个互动（交换）过程,最大化范式并不适用。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关联与问题JP〗*

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的制度基础,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析其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网构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国际货币体系风险处置和危机应对功能使得全球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了基础保障;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流动性管理的重视和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建设有利于保持全球流动性的稳定;国际汇率协调有利于国际收支失衡改善和汇率基本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争取通过机制安排来弱化货币中心国的政策外溢效应;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结构改革是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基础保障之一。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面临着诸如国际货币体系安全的内生矛盾、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短板、全球与区域金融安全网络的迭代以及改革泛政治化等问题。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安全的内在关联,应在促进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立流动性管理机制、推进超主权货币建设、深化区域货币合作五个方面,推进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建设,保障全球金融稳定。     

ACTA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发达国家认为现有的TRIPS协议,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但其在知识产权执法实践方面仍然不完善。所以,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又发起并制定了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协议要求成员国强化打击假冒和盗版行为的力度,建立更高标准、更具体、更强硬的知识产权全球执法框架,并建立一个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机构以外的理事机构。ACTA的签订必将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尤其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应认真分析协议可能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相应对策。     

德国国际私法关于识别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研究

德国国际私法认为，识别源于对冲突规范所使用之“体系概念”的解释，发生识别冲突的原因在于内、外国实体法存在体系差异，内国实体法体系中存在漏洞，内国实体法和国际私法之间存在体系差异。在识别冲突的解决上，存在法院地说、准据法说和独立识别说等三种主要理论。在德国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地说占据主导地位，但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纳独立识别说，作为法院地说的必要补充。采用独立识别说时，法院一方面要对冲突规范中的体系概念进行广义解释，突破其在内国法律体系中的内涵范围，兼容外国法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要从法律体系、文化背景等方面对外国法制度进行比较法分析，以确定其功能和目的。如果能够确认该外国制度和内国某一体系概念在目的和功能上具有对应性，就可以将该外国制度纳入该概念，从而拓展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否则就必须发展新的冲突规范加以应对。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贿赂行为的证明标准

对于贿赂行为的证明标准,国际投资仲裁庭的倾向是从回避到明确借鉴传统商事仲裁中的＂更高证明标准＂。然而,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存在较大的区别。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庭采用＂更高证明标准＂的传统理由及潜在动机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并不存在。因此,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采用＂更高证明标准＂的法律依据不足。建议中国在BIT中将贿赂作为不可仲裁的投资争端事项之一加以规定,或者明确规定应采纳的证明标准。如中国作为被申请方参加国际投资仲裁程序,应该主动与仲裁庭讨论关于贿赂的证明标准问题,以争取有利条件。     

论格老秀斯法权思想的人本化因素

格老秀斯法权思想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代表。作为国际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法权思想包含自然法、国际法和万民法内容,为17世纪之后世界秩序的构建制定了法律框架。格老秀斯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法》和《海洋自由论》即已凸显了法律的人本化因素。本文通过探讨格老秀斯法权思想中的自然法和国际法理论,分析格老秀斯法权思想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正义、自由、道德和普世主义等人本化因素的内容,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