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工业合作的动力:政府、私营企业、跨国公司与市场

本文回顾东盟工业合作的发展过程与其合作框架的不断演进,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成功必须具有充分的动力,包括区域内各国政府、私营企业、跨国公司与市场。东盟工业合作在发展过程中其动力也在不断地演进和完善。东盟工业合作的成效如何与其动力情况直接相关。     

沈阳制造业集群FDI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带动了产业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作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集聚地,沈阳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己经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基地。同时沈阳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产业集群的趋势。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多种因素FDI的进入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给沈阳制造业产业集群带来溢出效应,我们应该关注的并不是FDI在扩大产业集群规模上的作用,而是如何从质量方面来提升产业集群,更好的发挥溢出效应,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中国式分权的典型特点是以政治集权为实施背景,政治经济双重激励下各地方政府针对FDI展开激烈的优惠政策竞争,这些竞争会通过降低流入外资质量或提高外资企业相对竞争力的方式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利用1995--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财政分权带来的恶性引资竞争会阻碍这种促进作用;分地区回归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不会阻碍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引资质量较低,FDI会阻碍区内生产率水平提高,并且地方政府竞争会加剧这种阻碍作用。     

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国民待遇问题探析

投资自由化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继贸易自由化之后一个更加深入和复杂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等基本法律文件,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东盟成员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实践,就外资待遇标准中的国民待遇作集中分析,以期明晰中国——东盟投资自由化发展方向和未来可能取得的成果。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11～2012年面向东盟国家的开放合作回顾与展望

本文在总结2011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合作成就的基础上,展望2012年开放合作发展前景。展望未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将充分发挥优势,不断深化与拓展面向东盟国家的开放合作。     

中国—东盟合作背景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构建高层次法律人才体系研究

在中国—东盟合作的背景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高层次法律人才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本文对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概念、种类和特征、中国—东盟合作背景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高层次法律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高层次法律人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构建高层次法律人才体系的举措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共建经贸合作区 增强区域经济合作新动力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新的合作起点上,中国与东盟亟须另辟蹊径,拓展、深化和提升投资合作的形式、内容和效果,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而共建经贸合作区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本文通过对各类多双边合作共建经贸合作区进行研析,探讨部分先行合作区的成功经验,并提出了加强在编制发展规划、优化发展环境、建立协作机制、引导企业入驻、做好宣传推介、多渠道筹措资金等方面的合作建议。     

加强中国与东盟能源安全合作的国际法思考

中国与东盟的能源安全合作已从现实和制度层面展开,但是仍然存在能源产品出口受到限制、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受到威胁、南海问题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等问题,应当注重国际法规范在保障中国与东盟能源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利用联合国条约体系、WTO协议和CAFTA协议,充分认识ECT和NAFTA协定的借鉴意义。     

东盟“伊斯兰化”与东盟10国对以关系的互动研究

冷战结束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发展和东盟扩大创造了条件。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近年在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深化,这两国出于宗教情感而持反以亲阿的态度,并将其变为东盟意志,无视东盟大多数成员为非伊斯兰国家且与以色列合作良好的事实。这既体现了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现实在东南亚的投影,又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转向”和东盟国家在伊斯兰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以色列实际上已成为东盟伊斯兰与非伊斯兰成员国之间的宗教“柏林墙”。欧盟模式应是东盟可资借鉴的方向,东盟制度建设乃至维系存在的基础在于：一是加强东盟制度民主建设,二是东盟机构的“去宗教化”。马来西亚和文莱可以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宗教组织发出其宗教诉求,但东盟绝非在宗教上的合适平台。     

The regional brand: collective image consciousness in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States in the same region are bound together by the ways in which the world imagines them as a collective. On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post-Cold War regionalism is its outward orientation – the importance of the external dimens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By and large, though, existing analysis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South does not explicitly conceptualise and theorise collective image consciousness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works to address this conceptual gap. Making use of two cases of regional image crisis – post-1980s Africa and post-1997 Southeast Asia – it draws out two primary logics of regional image consciousness: the logic of influence and the logic of resources. A region’s ‘brand’ with respect to (dys)function and international norm (non-)compliance matters to regional actors because it affects the region’s political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arenas and the region’s ability to attract resources from donors and inves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