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

当前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成为内战研究的重点。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是武装组织对其控制区域和民众管理的相应制度与规则体系。以反叛成功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评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对其内战中获得冲突优势的影响,可以看到,武装组织的反叛成功并不直接由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决定,而是取决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在内部与外部产生的效果。在内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取得良好的相对治理绩效;在外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并可对其进行塑造。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并不能确保相应效果的实现。通过混合研究的模式对以上观点进行检验:在定量研究方面,通过两个不同层次的数据库对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无直接的联系;在案例比较研究方面,通过两个具体武装组织的实践案例(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因此并不存在简单的正向促进关系。     

进攻性联盟、模糊性威慑与AUKUS的战略性扩张

2021年9月15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英澳三国基于追求权力最大化、改变既有国际秩序的扩张性动机,构建进攻性联盟。美国企图巩固印太地区霸权;英国试图提升印太地区影响力,推动“全球英国”构想;澳大利亚希图扩张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强化南太平洋区域强国地位。AUKUS的威慑功能具有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威慑对象及触发条件的模糊性。其模糊性威慑主要包括模糊性威慑的信号功能、震慑功能、作战功能、信息和情报共享功能、军工合作功能。AUKUS通过模糊性威慑功能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性扩张;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和阻挠中国统一进程;诱使印度深化与三国战略合作;引发东盟国家意见分歧;加速欧盟防务自主进程;削弱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恶化地区安全形势,对全球及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消极影响。     

关于战术基础理论创新型教学模式的构想

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选择教材、指导教学活动的一种计划或范型。可简单地理解为教学的一般结构、进程和运用的方法、手段。战术理论作为理性认识了的执法战斗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其教学模式有其特殊性。文章围绕“集约施教,自主施学”的创新教育理念,从“构建教学模式的总体思路、构建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构建教学模式突出体现的思想”三个方面,对战术理论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     

Transcending the dilemma of “public interes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and recent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cept of “public use” in the case-law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tarting from the source of US government’s taking powers 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aking Clause in the Fifth Amend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Since the concepts of “public use” and “public interest” ar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be defined, it is very hard for the US courts to develop a relevant operative criter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afeguard of “public interest” in taking mainly lies legislative rather than judicial control.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legislative judgment is highly respected by the courts and the entire takeovers that conform to public use as determined by the Congress are usually deemed constitutional. In this sense, the Congress is a “public interest machine”, which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laws and decisions on behalf of public interests through the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process. The paper eventually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divert its atten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definition of “public interest” to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should make the National and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nd their standing committees to play major roles in deciding taking and compensation schemes.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Zhongguo Faxue 中国法学 (China Law), 2005, (5): 36–45     

日本主权豁免法制的最新发展与启示

作为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缔约国,日本通过国内立法完成了对公约的转化。出于限制豁免主义立场的考虑,日本在商业交易的判断标准、给予外国国家豁免的具体情形以及外国国家参加法院诉讼的法律效果等问题上对公约进行了较大修改;出于与国内法衔接的考虑,对国家与国家企业的关系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在劳动者损害赔偿诉讼的管辖权等方面,虽然条文表述有异,但却符合公约的精神。日本国内立法的整体方向是扩大日本的司法管辖权,这一点既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也值得我们借鉴。     

论“中小企业”的立法界定标准——从 比 较 法 的 视 角

西方各国对“中小企业”的立法界定标准差异显著，在其本国内每一部政府扶持立法通常都规定了自己的“中小企业”定义。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立法界定标准先后进行过几次大调整，但目前的立法仍存在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立法界定“中小企业”，应以“小”的本质涵义为起点，以“相对随意性”为指导理论。     

一个“强化民主”的司法审查理论——对《民主与不信任》的再解读

在《民主与不信任》一书中,伊利试图通过建构一个非但不与民主相冲突,而且还促进和强化民主的一个司法审查理论,来回应司法审查不民主的质疑。伊利主张:在政府失灵,即代议程序不值得信任之时,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应当积极介入;疏通政治变革的渠道,以及纠正对少数人的某些歧视,是法院的应有职能;多数人决定与少数人保护,是民主原理的内在组成部分。伊利借助于代表理论,"尊重多数人"和"保护少数人"这两项要求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对掌权者不信任的逻辑,贯穿于伊利的司法审查理论。伊利通过程序论,建构了一个比较融贯的司法审查理论,不过,却不能使宪法裁判免于价值判断。     

略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对主力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仅本身意义重大,事迹悲壮,可歌可泣,而且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南方红军游击队打击、消耗了进犯各苏区和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保持了党在南方八省的战略支点,为在南方开展革命斗争准备了基本条件,同时掩护和保证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箝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并与主力红军长征形成相互策应的两大战场。     

瞿秋白土地革命理论及实践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被迫转入农村的环境下,他的土地革命理论和实践值得关注。瞿秋白关注土地革命的中心问题,阐述了土地革命的核心要素,制定了土地纲领和文献,推动土地革命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梳理瞿秋白的土地革命理论及实践对当前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向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共犯的共犯初论

共犯的共犯是刑法理论和刑法立法上的"冷僻"地带。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纵然对其有些许论述,但依然难以称得上"系统"。对于共犯的共犯之概念,国内外刑法学界都未给出明确界定,而仅有一些"轻描淡写"的解释性表述。至于共犯的共犯之分类、理论归属、认识错误以及刑事责任的把握,则是整个刑法学界未有深入探讨的问题。然共犯的共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仅存于想象之中,其依然会出现在各类共同犯罪之中,故对共犯的共犯诸问题的讨论对刑法理论的完善和司法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