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初的中日关系

明朝时期，朝贡贸易构成中日关系的核心。本考察了明朝初年的中日关系史，认为其时朝贡贸易关系的建立、终止和恢复，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同时，由于在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个人素质也对两国关系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     

论俄国远东政策对清政府“以夷制夷”外交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政府对西方列强了解的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一系列抵御西方列强的外交策略,其中被清政府最为看重的就是"以夷制夷",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一外交得到最全面的实践。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一外交策略不仅没有达到"制夷"的目的,反而被俄国的远东政策所利用,沙俄利用清政府急于寻找盟友、复仇日本的心理,诱骗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等一系列条约,将中国东北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     

清末民初民间订婚婚书习惯研究--基于东北地区与直隶省的比较

民间订婚婚书不同于官方婚书，在清代被称为“私约”。清末民初，民间往往不遵循官婚书，甚至将官婚书与私约相混淆，将清代律例规定的“务要两家明白通知”的关于身体、身份内容的官婚书，逐渐演变成不同地区、不同形式、内容各异的订婚婚书。这种以凭媒妁、交割财礼为主要内容的订婚婚书，在民间百姓眼中被视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媒证与婚书是双方发生纠纷，裁断财礼的退与还的主要证据。司法机关认定订婚婚书具有法律效力。对这一时期的订婚婚书深入研究，对当今订婚财礼纠纷返还机制的建立有启示意义。     

论清朝广西籍民族英雄对台湾建设的贡献

清朝政府对台湾二百余年的主权管理,中日甲午之战后清朝政府需要各种人才与力量帮助,杨廷理、唐景崧等丰富的从政阅历及社会管理经验,是清朝广西民族英雄对台湾建设能够作出积极贡献的主要原因。开发边区,为建设经济繁荣的台湾出力,抗击日军侵略,维护台湾的国家主权等,是清朝广西民族英雄对台湾建设作积极贡献的具体表现。     

地方财政条件约束下的民事司法偏好——以清代州县为中心

传统国家的地方财政状况无法保证日益增长的商业社会控制的需要和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受制于政治体制、考绩考成制度、地方财政供给严重不足等各种制约因素,清代州县官员在民商事案件的司法中往往采取的是一种消极和被动应付的态度.各种客观政治和财政条件的约束,理应成为我们研究传统司法的重要角度,而不应仅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等官方表述去研究,方能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传统司法的真相.     

晚清公羊学复兴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演进特点

春秋公羊学在传统儒学体系中独树一帜,而其历史命运腾挪跌宕,在西汉时期盛行于世,东汉以后曾消沉一千余年,到了清朝嘉道年间重新复兴,至戊戌维新时期再度风靡于世。围绕晚清公羊学复兴这一中心课题,深入地分析、总结以下各项:晚清社会环境何以与公羊学的学术宗旨相呼应、相激荡;公羊学复兴所经历的重振声势—改造发展—达到高潮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晚清公羊学名家有哪些理论精华;公羊学说为何能与西方政治思想相糅合,而被锻造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着力探讨以上问题,不仅能深入揭示出晚清社会进程和学术变迁的实质性内涵,而且能更好地展示出公羊学说这一传统学术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浅析唐代安南诗人与中原士人的交往

唐代的安南文风很盛,涌现出很多精通中国文化的诗人,如廖有方、姜公辅、惟鉴法师、奉定法师等。唐代中越诗人之间进行了友好交往,并且相互唱和,留下了一段段佳话。分析、研究唐代安南诗人北上中原与中原士人广泛交往的历史,对于重新认识中越文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以《大明令》为枢纽看中国古代律令制体系

清代有律、有例而无令,清例沿用明令,数量虽然不大,但揭示了明代令制的去向。这一事件的性质,只有从部门法视角看,才能准确地为其定位;对清例转化明令的基本事实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律令制发展的线索;比较晋唐宋令、元条格与明令、清例的沿袭关系,对中国古代法律部门的初始分化、法典分工及编纂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儒释道互补与新旧文化的冲突——论明清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

儒释道思想观念是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同时,明中叶以来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其学说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和鲜明的启蒙色彩,它势必要与传统思想观念发生冲突碰撞,从而影响着明清小说的创作。就明清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看,一方面,传统文化心理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三家思想互补渗透于小说创作的诸环节之中;另一方面,新的文化思潮对小说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了明清小说复杂而新颖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变迁——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考察

中国婚姻法律制度自原始社会时出现雏形,历经夏商,至西周时期发展成为一套有着严格礼法依据的制度。自此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基本遵循这一婚姻法律制度。清末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启了中国婚姻法律制度的近代化之门。1931年5月《中华民国民法典》的施行,标志着始于清朝末年的中国婚姻法律制度近代化得以初步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成为立法工作的重心,我国婚姻法律制度迈向人类社会文明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