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基于简牍资料的研究

解读相关简牍资料可知,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具有如下特点:轻视常人间的强奸罪,重视对和奸的判罚,为了维护夫权,量刑环节注重和奸中妇女的婚姻状态;在严惩乱伦行为的同时,客观上为某些特殊身份地位妇女群体架构起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虽然汉律维护良贱等级界限,但对某些下层妇女权益有所关照。上述条令创制初衷乃为维护既有社会等级制度,而非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对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的法律保护而言,该条令虽产生过一定积极效用,但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从立法条令内涵来印证,还是以司法实践效果来检验,均反映出该条令存在诸多局限。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百年鱼塭：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的鱼塭经营

清代台湾南部的鱼塭经营是台湾史研究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本文利用晋江东石蔡氏的家族文献，结合地方史志以及田野调查等资料，对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布袋嘴的鱼塭经营进行纵向考察，同时就此个案反映出的股权经营形式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清代台湾的鱼塭经营有多种股权形式，一种为长期合股经营，另一种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更为复杂的股权形式，如蔡氏经营的北中横塭就有塭底份（大税）、韫佃份（小税）、现耕塭份，以及承包者再行转髅的堤份等。这些不同层面的权力，既与土地经营有某种关联或类似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     

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告的风险降低,从而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简论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

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有: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驳道家之"无"与释家之"空";以西洋哲学"实体-属性"之说驳中国哲学之"太极"与"理";用西洋哲学中之"发生论"释读"理生天地万物"之"生";以西洋哲学固有之"白板说"反驳儒家之"性本善"及"复初"说;以西洋"三司"知识论释读儒家之"仁"与"义";以西洋"生死"说置换儒家之"生死"说;以西洋哲学之"成见"颠覆中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观念;以西洋哲学中之"材料"与"形质"释读中国哲学之"气";以"物之元质"释读"太极";以西洋"原罪"说释读中国哲学之"恶";以西洋"定性论"驳中国"随性论";以西洋哲学之"本体论"驳中国哲学;等等。     

清代亚洲非对称关系的层次与多样性

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而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并且中国的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各国曾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在非对称关系中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清朝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最后被摧毁，很大的原因是来自其内部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 leap 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     

试析抗战后期泉州地方救侨行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泉州地方政府在福建省府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救济侨胞的行动。这场行动包括生活救济和生产救济两个方面,试图为陷入生活困境的归侨侨眷提供帮助,然而由于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和保障,以及贪污腐化、覆盖面窄等因素,致使救济行动无法发挥真正的成效。     

论清末川边垦殖

改变传统的“因俗而治”,实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清末筹边奏疏的议题重心和政府治边“新政”的政策导向,大量档案文献证明,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首次将边疆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川边的移民垦殖,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当局寻求川边治策的重要内容。     

明末至晚清世界地图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世界地图在明清时期传播并成为中国人常识观念的一部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心态上的认知障碍:历史上中国人一方面与异域的交往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不断扩展,同时却固守"华夏中心"的观念,认为自己不仅在诗书礼仪方面,而且在地理方位上也居于地球("天下")的中心。真正使中国人接受世界地图的,不是西方知识的传播,而是其枪炮。以传统天下观解体为契机,知识结构转换引发的价值危机构成了中国文化重建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