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清末华工问题

李鸿章十分重视维护晚清海外华工的权益.许多史料表明,他曾分别与秘鲁、美国政府就华工问题进行过交涉,取得了不同的结果:前者富有成效,后者铩羽而归.这生动地反映了李鸿章既力图维护国家主权又无可奈何屈从国际强权的实用主义外交方针的特点.     

两汉的宗族与地方社会自治

宗族组织在两汉时期得以恢复和发展,在地方社会政治中也逐步展现出渐次强大的功能。表现在维持社会稳定的收族职能;促进社会发展的生产组织职能;乡里的教化职能;乡里地方政治的支配职能以及在战乱状态下的宗族自保职能等。是两汉时期国家社会政治的重要力量。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酒文化探析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特有的酒文化现象 ,不仅彰显了其浓厚的文化习俗特色 ,显示出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低下 ,同时也反映了移民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 ,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汉番共同开发台湾的历史业绩。     

试论清末台湾铁路的修建——以经费筹措为中心的探讨

台湾铁路的修筑是清末洋务派在台湾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清朝政府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筹建这样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一直是凼绕着丰办官员的中心问题。丁日昌囚无经费可用而末及铁路修筑就憾然离去;刘铭传为筹集筑路资金四处奔走,但最终还是因经费不足而不得不改变原先的工程计划;到邵友濂时,更是面临经费紧张的局而,虽然最后千方百计完成了剩余段的铁路修建,但这与最初的筑路计划相差甚远。为修建台湾铁路而进行的筹集资金活动反映了当时在台湾进行洋务运动的艰辛。     

《数术记遗》与珠算起源研究

《数术记遗》是中国古算书中最早著录"珠算"器的经典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算学史和计算工具史的开山之作。珠算与珠算盘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古"珠算"与现代算盘分野的焦点是无梁和有梁;珠算史研究应划清古珠算与今珠算的时间界限;珠算盘的形成与商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西周陶丸"的考证使珠算起源年代比汉代说提早一千年;五升十进制的运用是中国算盘无可比拟的创造和特色。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的一部重要的志人小说，反映了魏晋时期士人的生活和思想习俗，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追求自由，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追求平等，敢于打破男权一统的局面。无论在才智上、胆识上，还是在人格上、思想上，她们都体现出了人性的觉醒，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家可出否：儒家伦理与国家宗教管控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一直被尊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并有众多儒家之伦理被逐渐直接或间接纳入国家法典之中。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之外尚有释、道等外来或本土的思想流派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流传。以外来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佛教为例,其与儒学曾发生一些冲突,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后者对前者“毁人伦”的批评。作为被“儒家化”的历代王朝法典,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在与宗教管控有关的部分,自然也表现出与儒佛冲突相对应的一些对佛教的限制（而非禁止）。如《大清律例》中,这样的律文主要有“称道士女冠”、“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僧道拜父母”三条,从唐迄清,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三个条文有所流变、损益,但其限制佛教的立法意旨始终一脉相承。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这种“限而不禁”的国家宗教管控政策中发展演变。     

清末修律时期诉讼法律思想评析

诉讼法律思想是清末修律时期新法律思潮中的一股，当时的中国法学家开始对诉讼程序正义、独立编纂诉讼法典、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列编纂有了初步认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开拓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局限性。对清末诉讼法律思想的研究，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司法改革的道路上既要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又要对我们的传统进行合理的改造。     

台湾内渡文人与清末民初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以台湾进士许南英、丘逢甲和汪春源为例

本文从台湾进士许南英、丘逢甲和汪春源1895年离台内渡以后在福建及其邻省广东、江西之种种遭遇,记取清末民初的某些社会变迁和某些社会问题:新学兴起与科举变革,“癸卯学制”、废除科举与私塾、学堂的改良,以及诬讼、迷信、烟赌、教案、械斗和“银贵钱贱”。本文认为,许南英、丘逢甲和汪春源诸人在大陆身处和面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勉力维护“新政”、改良社会,其顺应潮流、追求进步的事迹值得纪念。     

明代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墓考

根据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大石布依族乡大屯村安氏古墓的规格和有关传说,结合各种史书和地方方志记载,再结合该地及周边地区彝族和彝族历史、人物、习俗进行反复比较、研究和论证,认为安氏古墓乃明代贵州宣慰使封昭勇将军赐从三品加贵州布政司右参政安贵荣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