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商契合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

明代中期的李梦阳、康海和王世贞等在商贾之风的影响下转变心态,由格调转向性灵,为明清性灵思潮的孕育期;晚明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郑元勋等将性灵思潮推向高峰,其重要的动因之一是士商心灵上的契合;清代中叶袁枚、赵翼等与商贾以性灵为核心的契合,以及群体交流、领袖风范、老成气度、超旷心目上的影响,促进了性灵说的成熟和完备.商贾的活跃,尤其是士与商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袁枚等人集明清性灵文学思想之大成的重要动因.     

西方古典自然法学与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之比较研究

十七、十八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思想风靡于西欧北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而十七世纪恰逢中国的明清之际 ,此时在东方的中国亦出现了一股带有民主启蒙色彩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激进思想。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这两种思想在东西方的兴起 ,然后从内容和发展特征两个方面分别对两者进行了比较研究 ,最后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与文化背景等几个方面探寻了两种理论不同历史命运的形成原因 ,试图揭示其发展规律。     

论清代刑事技术对州县犯罪侦查的影响

中国清代州县司法举足轻重，然而刑事技术发展水平及法律的统一规定造就了案件犯罪侦查方式的固化：并且刑事技术承担主体的分工产生了州县官与仵作的权力冲突与博弈；加之刑事技术发掘犯罪信息的有限很大程度阐释了州县官对口供的需求。由此可以理解，清代州县官案件认知水平的偏低导致人们把事实认知的问题转化为道德评判的问题，尽管中国很早废除了神判，然而把清官神圣化的心理意识贯彻历史始终。     

汉简所记敬老制度研究

武威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规定给70岁以上的老人授王杖,使其享受种种优惠,并严惩抗令不遵者;而且颁赐王杖不分穷、富、男、女,这充分体现了汉代的养老、敬老制度,也给今人以深刻的启发。     

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研究

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研究,是指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充分动员和利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外贸外援及以不断提高以知识和技术为依托的技术进步水平,加速资本积累,缩短工业化进程,用尽可能短的时间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差距,使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杜牧大和九年行迹思想新探

杜牧由淮南节度掌书记调任监察御史，大和九年由扬州经汴路赴京。因朝廷党援关系的变化，不得不移疾分司东都。这一年发生的“甘露之变”是杜牧学创作的转折点，使他的心态由经世报国变为全身远祸。杜牧在大和九年与李戡的交往中，学思想有了明确的表现。他推崇李戡“有道有学有”的品行，并借李勘之口以否定元白的诗作，代表了晚唐前期的学思潮。     

清代广东涉外司法与文化冲突

清代广东是中外经济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之间激烈交锋的地区,尤其表现在涉外司法领域。本文通过清代广东涉外民、刑案件的司法审判,探讨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其历史影响。     

明清外贸立法的正当性研究——以海上贸易为中心

作为明清基本外贸制度,朝贡一直颇受非议,海禁更被视为因小失大的饮鸩之举。考其实际,海禁并非明清外贸立法的全部,即使在海禁期间也是禁而不止,其消极作用并不如想象中的巨大。而朝贡贸易也并非铁板一块。与宋元时期相比,明清外贸立法的多数内容都属于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外贸管理的正常范围。故有其正当性,未可厚非。明清海商之所以未能出现哥伦布,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放任自流（甚至是驱羊攻虎）和财富掠夺政策。这也是造成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清末民初民俗习惯的社会角色及法律地位

清末民初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家族势力的拓展以及国家政权的更替,使得民俗习惯成为社会生活与法律调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间,国家机构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反映了统治者对民商事习惯的立法和司法价值的基本认同;民初的司法机关积极援用民俗习惯进行审判活动,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广泛关注风俗民情,尊重本土资源的文化氛围。不过,相对于政治国家强势的权力构造及＂法律形式主义＂体制,民俗习惯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总体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的历史考察( 1881 -1949)

晚清政府在借鉴西方勋章制度的基础上,颁发了《奏定宝星章程》,开了近代中国国家荣誉立法之先河.其后的民国政府颁发了《勋章章程》、《颁给勋章条例》等系列规范,构建了以勋章制度为基本内核的国家荣誉制度.早期中共政权也制定了英模表彰等方面的条例和规范.中国近代以来诸如此类的国家荣誉立法例,为新中国的国家荣誉制度立法和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