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商法之于民法的独立性

海商法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是长期以来法学界认识上的重大误区。海商法有不同于民法的独立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而且海商法与民法从法律属性、表现形式、立法体系、规范内容以及纠纷解决机制方面都迥然相异。这一认识上的错误也导致诸多危害后果:民法的伦理性抑制海商法的效益性;民法的地域性消解海商法的统一性;民法的私法性限缩了海商法的适用范围。     

印度的海洋战略及印美在印度洋的合作与矛盾

作为主要的印度洋国家,印度长期以来寻求一项确保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大国海洋战略,它体现了印度立足南亚、面向印度洋、争做世界大国的战略图谋。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及追寻其“大国梦”的步骤加快,印度对印度洋的安全需求持续增大,将确保海洋战略利益、特别是保证印度洋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视为保护其基本国家战略利益的头等大事。鉴于印度洋对印度和美国的重要战略意义,印度在实施其海洋战略过程中既会与美国保持合作,同时也可能引发相互间的利益冲突。     

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对地理特征的认知塑造一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思维。印尼具有“群岛特征”(陆地分散、海上邻国多和海域广阔)和“海权特征”(海上战略位置、良港和重要航道、海洋资源)两组地理特点,分别指向海洋“作为威胁”和“作为秩序来源”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模式。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厘清印尼海洋安全思维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和冷战背景下,印尼着重应对与“群岛特征”相关的安全威胁。以苏西洛为转折点,印尼开始追求“海权特征”带来的秩序福利。群岛海洋安全思维的长期实践塑造了当前印尼海洋安全现状和合作逻辑:“重陆轻海”政策导致海洋安全能力落后,使印尼重视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务实合作;海盗问题的跨界性质使印尼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产生了“搭便车”的合作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印尼的“岛国内海”权利,该公约被印尼视为海洋安全的制度保护伞和合作的底线。     

Constituency Delimitation a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Malaysia

This article explains how the electoral one-party state of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in Malaysia is maintained through constituency delimitation. It examines how the means of inter-state malapportionment, intra-state malapportionment, gerrymandering, pre-delimitation boundary changes and seat increase are used in the on-going delimitation exercises. Malapportionment and gerrymandering in the last cycle of delimitation exercises in 2003–5 had secured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a comfortable 60% parliamentary majority in 2013 despite winning only 47% of popular votes. While Razak may suffer greater attrition of votes due to his global financial scandal involving Malaysia’s state sovereign fund, 1MDB, he may still win a bigger parliamentary majority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which must be held latest by August 2018. The article questions if the First-Past-the-Post (FPTP) electoral system, which is not only susceptible to manipulations, but also very winner-takes-all in nature, suits Malaysia’s plural society.     

中国海事强制令制度创新与完善的法律研究

海事强制令为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所独有的海事保全制度。作为一种制度的借鉴和移植 ,在保障海事诉讼程序推进的同时亦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本文实证剖析了海事强制令制度的缺憾 ,并对海事强制令制度司法程序的完善阐述了拙见。     

论在我国援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性质及其影响

目前 ,我国理论界对援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行为是否为诉还存在颇多争议 ,基于此 ,本文通过对其他国家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适用程序的比较 ,在立足于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基础上 ,分析在我国船舶所有人等援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以期明确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海事强制令的限制适用条件

海事强制令有利于快速、有效解决某些海事纠纷 ,但同时也容易给被请求人带来不公。本文从海事强制令的性质入手 ,结合英国相关法律制度 ,对海事法院签发海事强制令时所应考虑的合理因素作了初步讨论。     

中国海事法院:问题与出路——兼论其他专门法院

当前我国专业法院尤其是海事法院在案件受理、管辖与管理体制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法院系统的科学发展和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以海事法院为中心,分析存在的问题,对现有对策做出反思,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解决问题之所在,指出海事法院乃至专门法院的出路在于理顺管理体制,将其彻底归人现有地方法院的管理体制之下.     

由承托双方的正义到公共的正义——由船舶适航性的演进看海商法的发展趋势

船舶适航性问题由来已久,其历史实质也代表着整个海商法的发展史,回顾船舶适航性的古老历史与新近发展进程,船舶适航性演进的内在路径是由追求承托双方之间的正义逐渐延伸到更广泛的公共正义,而这一规律同样也是海商法的发展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留置权制度的或然性影响——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30条和第231条以及第232条对留置权的规定

留置权是法定物权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即有明确规定,而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留置权概念的界定亦无出其右。199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虽未完全引入物权概念,但也规定和确立了以船舶所有权、抵押权、留置权为核心的船舶物权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实施,其中的留置权制度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的留置权制度产生影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留置权概念的突破角度出发,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施行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留置权制度及海事司法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