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事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然而,由于实践中过于强调调解结案,随之带来一些问题。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应改变当前硬性规定高额调解率的做法,从切实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裁判质量入手,做到调、判并重,调、判结合。     

司法行为模式论——以行为理论为视角

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决定行为据以发生的权力在属性上的差别,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则往往由行为对象所决定。正是司法行为对象的差异性决定了司法行为体系中存在着目的行为、戏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以及交往行为等不同模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作为司法权构成要件的司法解释权、司法审判权、司法监督权与司法调解权等四项子权力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性。     

如何提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调解率

目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日益增多,交通事故受害人因种种原因不能得到救助。为此,笔者以辽宁省某市交通事故处理方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交通事故理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审判的视角提出建议和对策,以期能够引起关注,对进一步搞好涉及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调解工作。     

我国大调解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大调解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分流人民法院的诉讼压力,从而使法院能够集中精力处理真正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争端。同时,针对我国大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首先对大调解进行准确定位,即将其定位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并从机构组织、效力确定等方面、完善我国的大调解制度。     

试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特征与困境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现实社会中解决矛盾与纠纷的重要手段,承载着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功能。其表现在法理上的特征值得仔细研究,对其司法调解中的限度问题值得关注,尤其是当前法治中的现实困境对纠纷解决机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试析民初商事公断的法律性质——基于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视角

ADR概念来源于美国,原是对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具有代替性、选择性的特点以及纠纷解决的基本功能。民国初期的商事公断集现代和传统于一身,兼具仲裁和调解的性质特点,任何一种单一的法律性质界定都显得单薄,不能涵盖其全部,而它的这种新旧杂糅的特点都可以纳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模糊"概念之中。     

“当判则判”与“调判结合”——基于实务和操作层面的分析

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并不意味着调解万能,其意义在于进一步促进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并适应社会需求,在刑事、行政领域引进协商性因素。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优先符合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处分权优先于公共利益考量,除法律明确禁止或限制的情形外,调解与协商和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法官的义务和责任,一般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否定或限制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制约、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职权的结合、相应的救济机制等,可以保证调解的正当性和效益。同时,诉讼调解必然以判决作为后盾,调判结合并非选择性安排,而是司法诉讼制度的必然。从实务角度出发,准确把握调判结合的原则和尺度、规避调解风险至关重要。从长远的发展而言,调判结合仍可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多元功能和价值。     

国际冲突中调停者的偏向与调停效果

在国际调停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调停者的公正和中立有利于冲突的解决。然而近期学界有新的观点,认为若调停者偏向冲突中的某一方,将更有利于缓解冲突。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作者认为调停者的偏向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最终结果。若冲突双方中一方有极度不安全感,且处于收益框架,认为谈判会有收获,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效果要比不偏不倚的调停效果好。若弱势一方处于损失框架,担心参与调停会危害国家生存,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调停效果未必更好。在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中,中国偏向朝鲜的立场可以使朝鲜信任中国,进而参与六方会谈,显然中国对六方会谈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中国的偏向立场虽然使朝鲜乐意参与谈判,但对朝核危机的彻底解决却难以取得成效,由于中国偏向朝鲜,朝鲜认为中国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反而使朝鲜有恃无恐,美朝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最终致使六方会谈难有进展。因此,调停者的偏向立场有利于推动冲突双方参与谈判,但不一定有利于冲突的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