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趋势与研究对象

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可分为早期、20世纪70年代以及70年代以后3个阶段,现在正处于从自然的权利向环境正义的转型时期。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来看,环境伦理学是研究人对自然有无伦理义务的学说体系,它包括自然的权利、环境正义、社会变革3个方面的具体内容,这一定义是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美国式环境伦理学的。     

行政公正异化的伦理学分析

现代行政公正理念内蕴各方利益的均衡,而权力的无限扩张本性使之极易异化。为将行政权力异化的风险减至最低,需要重构政府行政伦理理念,树立行政公正信用,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尽量做好行政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以及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统一。     

法院调解的“复兴”与未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法院调解制度重新获得重视,有再度兴盛之势。法院调解制度是适应国家治理社会需要的产物。国家社会治理战略的调整必然影响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转型时期社会自我解纷能力低下和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决定了法院调解制度将继续发挥社会整合与治理功能。而对法院调解的实证分析表明,该制度的"审判权本位"是影响其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提高法院调解的制度化程度,构建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是法院调解发展的未来走向。     

利玛窦在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伦理观分析

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以及所做的贡献,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但关于利玛窦在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伦理观的研究,学界所论不多。利玛窦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其生活状况、经济活动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秉持"量入为出""谨慎地消费每一个铜板"的原则,探索出适合中国教会发展的支出原则。他"受俸不做官",开传教士供职朝廷之先河,体现了"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传教理念。     

民法总论逻辑结构研究——从伦理人格主义哲学角度看民法总论逻辑结构的发展

民法总论逻辑结构不但使民法总论能够避免沦为概念和原则的简单堆砌,而且还是民法总论"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融合的桥梁,它已成为现代民法学的基石。学界对其论述颇多但缺少法哲学基础,拟从伦理人格主义哲学入手来探寻民法总论逻辑结构的发展规律,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民法总论,进而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略尽绵力。     

略论作为中国传统调解经验的儒家互惠原则

儒家互惠原则重视人类以相互承认为前提的仁爱情感的价值,注重当事人的长远利益以及双方个体利益的均衡,蕴涵着一种较特殊的利益合作机制,它是中国传统调解模式的主轴和中心,在构建现代和谐社会过程中仍有重要意义。     

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实践的困境主要有谁来问责、问谁之责和何种问责等。谁来问责困境表现为自上问下与自下问上的矛盾和同体为主与异体为主的冲突,问谁之责困境主要是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的躲猫猫和领导责任(者)以组织责任为护身符,何种问责困境主要体现为法理问责与情理问责的纠结和公开问责与秘密查处的博弈。其间分别蕴含了行政价值迷失、德性伦理欠缺和制度伦理缺位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可从公民伦理的培育,德性伦理的培养和制度伦理建设等方面超越问责困境。     

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为视角

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观念支持,对企业进行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是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生态伦理观。以往在企业伦理的道德教育中,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受到极大的限制和忽略,学界方面也极少重视。对企业进行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不仅扩展了德育内容,而且增强了企业的生态道德意识;对企业进行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企业道德教育的需要;也是当代道德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对社会和企业的将来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体制下凉山彝族家支、习惯法与彝区社会治安问题研究——以彝族聚居县美姑、昭觉、布拖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地区的家支聚会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大,家支聚众打砸抢案件呈上升趋势,影响了彝区的社会稳定;民间纠纷一律由民间调解员按传统习惯法进行调解,习惯法的使用频率高,因而其消极作用也更加明显。文章对因家支、习惯法引起的彝区社会治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     

论侮辱尸体罪的非犯罪化

近年来,非犯罪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趋势,而我国刑事立法在这一领域仍然进步迟缓。基于法益保护主义与刑法谦抑主义的基本立场,侮辱尸体行为作为一种反社会伦理而无刑法法益保护必要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而应在立法上予以非犯罪化。但是该行为本身作为一种违法行为,仍然应当通过相应的民事法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