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ue Preference and Earthquake Mitigation Policy: Expanding the Micro‐Model of Policy Choice

Seismologists have reported that a majority of recent earthquakes in Oklahoma have been triggered by the activities of oil and gas companies. Despite this fact, there is evidence of strong opposition toward earthquake mitigation policy. In this article, we argue that how individuals define issues affect their policy choice. Furthermore, we incorporate the concept of venue shopping from the literature on macro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oblem definition in shaping individual venue preference for policy choice. Using unique survey data, we find that problem definition, particularly issue causality and issue image, is strong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support for earthquake mitigation policy. However, a more nu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problem definition and venue preference is observed. Our findings contribute to scholarly endeavors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s of problem definition at an individual level, which may be the precursor of understanding policy choice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与经济特区变通立法比较研究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特有的权力。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是基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职权立法。经济特区变通立法是为了改革和发展需要,由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二者在客观依据、法律性质、立法主体、权限、范围和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别。     

以根祖文化为特色构建民族凝聚力工程——以运城市为例

＂根祖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具有重要作用。运城市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具有大量中华民族先祖活动的遗迹和民族文化的渊源,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运城市在构建民族凝聚力工程中必然具有＂根祖文化＂的特色。因此,组建以＂根祖文化＂为特色的组织协调系统,大力发展以＂根祖文化＂为标志的旅游企业等,必然成为运城市实施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工程的特色内容。     

《民法典》传统基因与民族特色的法理解析

我国民法典汲取了优秀传统法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传统法文化既形塑了民法典的独特人文精神,也对其制度建构深具启示。在精神牵引上,传统文化的德法合治影响了民法典浓厚的道德关怀,重视抽象化的人之德性价值为人格权独立成篇提供了哲理论证,传统民本精神、“法顺人情”、天人合一思想、诚信文化都有其精神传承。在民法典制度安排上,继承了传统的典章治理智慧和通过法典化增强民族认同的政治使命,“有典有册”、律例统编的传统形式启发了民法典简约的立法技术。此外,在具体制度上,传统家事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了婚姻家庭编,传统典权制度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进行了历史论证。民法典对民族特色的彰显并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民法典是民族特质的法意凝练,法治发展趋势要求从法律移植到“中国之治”,通过民法典提振民族精神也具有世界经验。但传统法文化影响不能过度拔高,其诸多人文主张仅停留在观念层次,而缺乏制度建构。应对传统观念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转换与批判性继承,引领新的社会文明。     

“不合规”规划许可合法性审查的检视与司法空间政策的形成

“不合规”是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简约表达,我国各地法院对于“不合规”规划许可是否合法的裁决并不一致。国家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把公法意义上对“不合规”规划许可的合法性审查转化为私法意义上对居民是否获得侵权补偿的审查是不妥的,认定“有补偿则合法”实际进行了“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会产生负外部性效果,因而在公法层面上“不合规”则不合法的判断模式是成立的。为适度发挥司法空间政策形成功能,可确认经补偿之“不合规”许可违法而不予撤销,并制度性激活反向征收作为补救措施,为城市持续发展服务。     

论国家公务人员监督过失责任追究机制的构建——从矿难事故中刑事责任的追究切入

在我国矿难等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中，存在着司法机关对监督过失者无法追究或者很少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错位，造成了安全生产事故防控的困难和罪刑的失衡。化解这一司法困境的进路是借鉴监督过失理论，构建我国的国家公务人员监督过失责任追究机制。具体建议为：其一，设立业务监督过失罪和职务监督过失罪；其二，在监督过失犯罪中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其三，在司法中适用“信赖原则”限制司法权力滥用；其四，在诉讼程序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国内法“战时”概念的法律界定

从各国国内法对＂战时＂这一概念的界定情况看,尽管各国由于文化传统、现实状况以及表述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决定了法律文本关于＂战时＂概念界定的表述有所不同,但这些界定所体现出的＂战时＂概念的法律意义、内涵特征与外延范围是基本一致的。我国＂战时＂概念的法律界定主要体现在《刑法》第451条中,其遵循了＂战时＂概念法律界定的一些基本要求,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应当按照依法合理界定、严格准确界定、便于实践操作的要求予以完善。     

论人大在预防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能定位

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本文认为,在影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诸因素中,人大的利益代表职能及监督职能未正常发挥是根本性因素。因此,有效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应完善人大的代表职能、沟通职能、监督职能,尽快建立人大代表职业构成比例制度及代表联系选民制度,逐步完善代表质询制度等三位一体的人大权力监督机制。     

桂林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城市安全问题评析

作为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桂林的城市安全问题值得关注。应加强桂林山水文化元素的保护,其中尤应加强对桂林水生态、郊野环境、人居空气环境以及交通环境安全的维护,采取切实措施,保护桂林城市发展安全。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我国经济转型

党的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有助于我国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需要从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