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虚假诉讼的模型化识别及防范治理——基于诉讼结构的视角

民事诉讼领域里虚假诉讼所涉及的诉讼结构主体,包括原被告、审判方以及关联方:监督方、律师、受害第三者。虚假诉讼原告的直接目的是取得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或调解书,最终目的是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虚假诉讼标的基本表现为财产权纠纷;虚假诉讼缺乏真实意义上的诉讼理由。虚假诉讼内涵的七大识别点,显露于构筑其模型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防范与治理虚假诉讼,要通过立法与制度,规范诉讼主体、审判方和律师,加强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的监督,健全对受害第三者的救济。     

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调整转型——2013年第1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今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7.7%,工业增加值增长9.5%,CPI上涨2.4%,与希望回升的预期相反,均比上年同期和上季度要低,但增长回落正是经济调整转型之机。M2余额超过百万亿元,不能仅从货币政策操作考察是否存在货币超发,而要深入一步,看看政府投资创造货币的特殊机制。房地产调控中的博弈,一方面说明政策设计存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与特殊的货币创造机制有关。撤销铁道部,组建铁路总公司,实现了组织机构上的政企分离,但经济上仍合在一起。以债务处理为契机,明晰产权安排和经营责任,进一步推进铁路改革。     

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领袖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一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有的植根于中国大地的领袖群体直接相关。这个群体以天下为己任,献身于真理的追求;热爱劳动人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精神为一体并在实践进程中不断推向前进。     

试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共青团工作实施的主要方向

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重视并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共青团工作,找准民族地区共青团工作的突破口,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团干部,对于促进民族团结、传承民族文化、开发民族人才等都具有深刻意义。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国民心态

俄罗斯的复兴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还在于国民心态的进步.开放的、国际化的、健康的国民心态,有利于俄罗斯更好地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俄罗斯现代化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国民心态的现代化.俄罗斯的国民心态必须要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这样的国民心态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民情:美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基础和土壤——对提高我国人民陪审制度运行效果的一个有益的启示

民情是美国陪审制度存在的根基。当这种民情融入美国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的时候,它就可以有效地消解对陪审制度的各种挑战和质疑,甚至在陪审制度有碍于效率或有悖于公正的时候也能让美国人对其恪守不弃。从美国的经验观之,在推进"和谐司法"、"人民司法"的今天,虽然移植西方制度固然重要,但培育和改造我们的民情则更是必不可少。     

国家建构视角下的妇女解放——妇联的视角

建国后,妇联为了将乡村妇女组织到政治共同体中,必须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妇联首先选择以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突破口,重塑妇女的思想观念,将符合党和国家意志的妇女观、婚姻观、家庭观渗透到乡村社会.这样就打破了传统家族共同体的局限性,重构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网络和关系.党和国家在保障妇女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妇女群体的控制能力.通过解放妇女,党和国家最终将其意志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实现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     

全球治理视阈下我国外交的应对方略

全球治理是应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挑战。全球治理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我国外交必须制定出应对方略: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与定位,统筹协调好大国关系,打牢同发展中国家互信合作的基础,推进周边区域治理,开展好公共外交,善用并倚重各种全球治理平台,参与全球化,推进全球治理。     

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的政治经济分析——以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例如,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源自于这三个省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商关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