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强国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理论体系,探索建设海洋强国的新模式,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海洋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现阶段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战略目标。确立海洋强国战略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国家利益之举。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内外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进程。当然,在此进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中国坚持和平走向海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即“强而不霸”、“和谐海洋”,与“两个一百年”目标同步实施。建设海洋强国要分阶段实施,从海洋经济、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科技、海洋防卫力量建设、海洋权益及安全等方面部署任务,并从完善法规、加强组织管理、宣传教育及设立专项工程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及对策建议。     

俄美国防动员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启示

俄美国防动员发展有很多相同之处,其主要特征和做法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防动员能力,遇到危机和战争的爆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针对我国国防动员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国的国防动员一是要着眼方向性,进一步搞好体系顶端的设计;二是增强紧迫性,进一步提高全民动员的认识;三是增强法理性,进一步提升法律政策的保障;四是增强实战性,进一步创新动员演练的模式。     

一般行政监督制度比较研究

一般行政监督 ,是行政系统进行自我监督的方式之一。世界各国的行政机关内部 ,都普遍存在这种监督制度。但在不同国家结构形式的国家中 ,这种监督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及特点。本文选取部分典型国家 ,分别论述其一般行政监督制度。     

普京执政后俄军事建设与改革的新动向

近年来,由于北约东扩、美国筹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车臣战争的爆发,俄罗斯日益感到其国家安全遭到威胁.普京自执政以来,非常重视俄罗斯的军事建设与改革.他从本国实际出发,在继承和发展叶利钦时代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加强国防和军事建设,加紧推进军事改革进程.本文从7方面论述了俄罗斯军事建设与改革的新动向.可以认为,普京时代俄军事建设与改革将进入一个新的深化发展阶段.     

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文化安全的三种思维方式与政策导向

现今从理论上思考和从实际上处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始终有三大关系纠缠在一起:一是本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关系;二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关系;三是集中反映了前两种关系的文化民族性与文化先进性的关系。与此相应,在处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也有三种不同思维方式,一是把"本族"与"异族"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即"我-你"对立的思维方式;二是把"先进"与"落后"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即"好-坏"二元化的思维方式;三是"民族性"与"先进性"综合考虑的思维方式,即"我-好"综合的思维方式。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和追随文化的时代进步,始终是一种需要很好处理却又难以很好处理的重大关系。只有在把文化从整体上区分为"没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和"具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两大类的基础上,才能处理好文化安全中的民族性与先进性关系问题。对"没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大力保持特色文化或文化的民族性,是维护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要求;对"具有先进落后之别的文化",大力追随先进文化或文化的先进性,是维护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在文化安全实践中需要公民个体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安全意识,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有科学、正确和恰当的文化安全政策和文化安全导向。     

积极刑法观的反思与批判

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我国刑事立法不断扩张处罚的范围,这种立法的积极姿态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积极刑法观的主张。积极刑法观的含义包括理念、立法、司法三个方面,其与预防刑法观、风险刑法观与功能主义刑法观都存在不同。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理层面而言,积极刑法观都存在许多疑问。在现实层面,我国现行刑法的结构并非是厉而不严,而是又严又厉。刑法的但书规定意味着立法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这与积极刑法观的立论或多或少存在冲突。我国司法机关一直采取扩张解释乃至于类推解释来适用刑法,因此指望通过司法实践来限缩处罚范围的观点并不现实。在法理层面,积极刑法观导致了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冲击了人的基本自由,因而抵触宪法;同时它也违反了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并且作为其依据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在方法论上,必须重提"李斯特鸿沟"的重要法治意义。     

空白罪状适用的规范性解释——以前置性规范为中心

空白罪状的适用是以法律、法规的前置性规范判断为基础。前置性规范中"国家规定"的法律位阶应进行限制性解释,不包括操作纪律、习惯等非规范性形式;立足于空白罪状双重违法性的结构,依据缓和的违法性理论,前置性规范必须有违法性要件的明确提示,而不必然有刑事责任条款,对前置性规范适用采取以直接补充为主、二次间接补充为辅的限制原则,对于体系有冲突的应以刑法规范和刑法概念为准,坚持刑法解释的独立性品格;按照刑法的实质解释的原理运用以法益为指导目的的解释方法,法益制约着具体空白刑法条文所参照的前置性规范范围,按照法益同一性规则还可以适用的扩张与限缩解释。前置性规范的变动适用中,应承认前置性规范的刑法间接渊源地位,以实质的罪刑法定原则为判断基准,前置性规范的溯及力应按照从旧兼从轻的适用规则。     

试论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的监督

立法监督一直都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但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在传统的理论中是处于最高权力形态,拥有无上性,从而使立法监督缺失。通过对人民代表大会的双重身份的分析,旨在找出当前情况下立法监督的逻辑基础,使立法监督现实可行,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关于设立国家刑事犯罪侦查局的设想

我国现行刑事侦查机构设置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我国现行刑事侦查机构的设置也存在诸多弊端，随着社会转型期间各种矛盾的日益尖锐化，犯罪手段和方式的日益升级，现行刑事侦查体制已经逐渐表现出不适应性。因此，建立一支由中央统一领导的专业刑侦队伍已经势在必行，国家刑事犯罪侦查局的设立应该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