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法中自然人制度的反思与重塑

自然人作为现代民法中首要的民事主体制度 ,其本身的建构以及与其他制度的相互联系 ,无不体现文明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笔者从自然人的本质入手 ,构造了理想状态的“自然人” ,然后从经济、法律文化的角度 ,借助历史的方法 ,指出在我国重塑民法上自然人制度的必要性。     

宪政的理论基础探源

宪政是基督文化的内生物。近代的自然权利说和契约论思想为宪政的价值取向与制度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进行了实证分析。而人性至善论和等级论却是中国宪政之路的思维障碍。当代中国宪政目标的真正实现 ,必须首先实行法观念的更新。     

人权概念探析

人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提出来。从本质上讲 ,人权是人的本能在社会中的需求和表现。人权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然性和社会性是人权的基本属性。因此 ,人权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 ,人权问题既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人权的实现要靠国际国内共同努力。     

宪政视野里的人权观念重构

在我国现已加入多项国际人权公约的背景下,我国的现行文本宪法仍未引入国际通行的人权概念。本文试图从宪政体制的视野,针对宪政体制和人权保障,宪法文本的阶级话语和人权观念的冲突的角度,分析并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理论思维去指导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思维去建构我们的宪政体系是我们现行宪政体制中人权认识上步入误区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在宪政视野中对人权价值观念进行重构的起点。     

重灾救援与灾后重建的“中国模式”探讨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与自然灾害的抗争史。进入21世纪后的短短10年中,中国大陆就发生了4次特大自然灾害,如南方冰雪灾害、汶川、玉树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灾害等。应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并迅速进行灾后恢复建设,中国人民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不仅可以为我国以后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恢复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可为国际社会提供减灾救灾的“中国经验”。     

马克思与现代自然法思想的内在难题——基于《论犹太人问题》的分析

在人类法律思想的发展史上,现代自然法思想奠定了现代法律思想的基础,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自其诞生开始,现代自然法思想就蕴含着内在矛盾,该矛盾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进一步凸显出来。马克思走向成熟时期的论著——《论犹太人问题》——揭示了这一矛盾的深层次原因。而且,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要获得最后的解放必须批判随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起来的现实世界,并最终消除导致人之异化的资本。如此,现代自然法思想中的难题也才有了彻底解决的可能。     

Reform of Nuclear Disasters＇ Legislation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核灾害的应对重在预防,而气候变化改变了核灾害的成灾机理,强化和放大了灾害风险。适应气候变化的核灾害应对制度变革：立法理念必须从减轻灾害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内容创新必须重点突出核设施选址中夯实程序的完整性、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制度中补充发展权补偿内容、防灾规划在体系完善基础上“融入主流”等三个方面;运行机制改革应该在国际层面创建多中心的灾害风险治理框架,在国内层面推进“三元、三级”的统舍与协调。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New Orleans? Estimating the Threat of Violence During the Hurricane Katrina Disaster∗

Although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initial media reports greatly exaggerated the severity of violent crime in post‐Katrina New Orleans, it is not yet clear whether violence in general was a problem for storm victims. In this study, data from a unique survey of storm victims are used to estimate the overall threat of violence faced by those who were hardest hit by the storm and who lived through the disaster in New Orlea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hile the threat of violent victimization was very real for some respondents, it did not dominate the experience of these storm victims.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aw and order, the persistence of disaster myths, negative stereotyping of the urban poor, and crime control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论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

知识产权的道德或正当性一直是知识产权学术界和社会实践中争论最多和分歧最大的问题,也是构建知识产权理论和处理实务工作必须面对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在前期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①和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②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问题,指出: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可适用天理道德和契约道德两类道德规范,其中天理道德主要体现为“谁创造谁所有”;契约道德包括“先占先得”和诚信.知识产权之精神权完全符合这两类道德,但知识产权之财产权却难以完全符合这两类道德.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对象(财产)是关于知识或特定有用信息的特许用益权,是各国立法主体根据本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创设的,仅由立法主体代表本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根本属性决定,与人类普遍遵从的道德无关.从本性和逻辑上看,知识或有用信息是公共产品,不存在盗窃问题;关于知识或有用信息的法定特许用益权只能被侵犯,不能被盗窃.因而知识产权只存在侵权与否或违法与否的问题.所谓“盗窃他人智力成果”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