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分析及立法选择

"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重要的金融创新。近年来,在中国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就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法律环境而言,在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转移、SPV的设立和定位、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和上市以及信用增强等资产证券化的各个环节中,还存在诸多的法律障碍或者法律的空白。为消除资产证券化的市场需求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紧张,必须尽快构建起一个既体现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规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资产证券化法律机制。     

我国资产证券化会计与税收的处理

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进一步发展,证券化过程中的会计与税收问题逐步凸显出来,证券化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及证券化的成败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妥善处理会计与税收问题。     

关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思考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和高级国际金融工具进入我国,对我国的投资环境和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对我国的金融改革工作提出了挑战。本文就资产证券化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对如何在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提出建议和对策。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问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们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刑事调查取证。     

Explaining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insights from securit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Chinese framing of the “terrorist” violence in Xinjiang. Drawing on the Copenhagen school of securitization theory, it examines how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the region as a primary source of security threats to inner China has led today’s China to continue with representing the Han Chinese–Uyghur discord as an existential threat. In framing the ethnic conflict as a security issue, China has capitalized on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of the early 2000s to transform the unrest into acts of Islamist terrorism to legitimize it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ies in Xinjiang. However, both the 2009 Urumqi riots and the 2014 Kunming attack lead us to conclude that the securitization strategy fails to quell the unrest. Not only have the Strike-Hard campaigns served to radicalize Uyghur nationalists, but also Han Chinese are not convinc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contain the “terrorist” threat. Yet securitization blinds the leadership to the dysfunctional ethnic policy.     

技术市场竞争与美国的技术安全化选择

技术市场竞争正成为大国技术竞争中最复杂、最重要和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作为霸权国,美国有着以不对称权力优势干预技术市场、重塑技术产业链的政治惯性,市场竞争与权力优势是美国技术安全化的动力追求与能力支撑。美国将技术与安全议题相联结,不仅能够挣脱现有规则与制度的束缚、阻断竞争国既有的技术扩散趋势,还可以动员和捆绑其他国家共同行动,达到最大化控制他国市场选择、保有和扩张国家市场份额的目的。因此,无论是美日半导体技术之争,还是在中美5G技术之争中,当处于崛起状态的竞争国使美国倍感技术市场竞争压力时,美国都以技术安全化手段,在国家和全球的技术市场选择中不断渗透意识形态与安全逻辑,动态持续对目标国进行安全化的塑造与打击。作为当下美国技术安全化主要的目标国,中国需要以更灵活的技术策略应对美国的技术安全化陷阱,从市场拓展、自主创新、企业管理和话语权提升等多方面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安全化市场打击与压缩的行为作出应对。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应对疫情对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威胁,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抗击疫情。其中,中国的“武汉模式”和日本的“仙台模式”是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抗疫策略,中国的抗疫模式遵循的是“完全安全化”的路径,而日本遵循的则是“有限安全化”的路径。通过梳理 “安全化”模式和“安全化”困境的既有研究,对 “武汉模式”和“仙台模式”的“安全化”进程及特征以及“完全安全化”和“有限安全化”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阐释。在“完全安全化”模式中,施动者应对威胁进行准确判断、施动者与受众共同发挥抗疫主体作用、“安全化”先于“去安全化”在场,而“有限安全化”模式则具有受众发挥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须同时在场的特征。上述两种模式所形成的“东亚模式”对国际社会治理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具有借鉴意义,无论选择哪种抗疫模式,为了切实保障人的安全,都必须在抗疫过程中确保“去安全化”的在场,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安全化”的困境,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威胁。     

民事上诉审程序中的利益变动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中,上诉利益是上诉的诉讼要件或有效要件之一。在上诉程序中,是否允许变更上诉人利益,也有相应规则的约束和制衡。加之附带上诉制度的平衡作用,形成了上诉利益变与不变的复杂现象。这些法律规则体现了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主义与诉讼公平理念。我国民事诉讼法上也应当设置上诉利益要件、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及附带上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