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紧急权宪法条款设计之若干核心问题探讨--以德国法为经验

在国家紧急权力发动的具体情形、由谁决定紧急状态的存在以及对紧急权力的监督等关于紧急权力宪法条款设计的要件规范、主体规范和保障规范三个核心问题上,德国从1919年的《威玛宪法》到1968年的《基本法》,经历了从概括条款之立法到列举条款之立法,从独任制之立法到合议制之立法,从监督能力欠缺之立法到监督能力维持之立法的转变。我国宪法修正案中的紧急权力条款则存在要件规范和监督规范之缺损和主体规范之空泛等缺陷。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从要件规范、主体规范和保障规范等方面完善我国紧急权力宪法条款之设计。     

行刑法治机理剖析

行刑法治的价值结构重心在于保障罪犯人权而非维护行刑秩序,不同法律渊源组成的开放、动态和稳定的行刑法律体系是行刑法治工程的根基和保障,廓清和剖析行刑法治的途径为行刑法治的深层次推进创造了前提条件。     

司法规律及其相关问题

司法规律是司法活动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或定则。它不取决于人的主观好恶。研究司法规律,应深入到司法活动的各个具体领域中去探索,而不是简单地做一些命题式的解读。以司法特性问题作为个例,探讨在此问题上的各种不同主张,并对司法规律的延伸性问题———规范类型问题进行探讨。     

商法强制性规范的法律规避

商法强制性规范的法律规避具有规避主体专业性、职业性,规避方法高度复制性、传播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正向规范和反向规避两种形式。正向规避是商主体主动逃避商法强制规范的适用从而获得不法利益,主要是通过当事人内部协议的形式来实现,这是商法强制性规范法律规避的常态形式。反向规避主要存在于混合商行为中,商主体主动要求适用商法强制性规范,认定私法行为无效,从而获得不法利益,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法律规避形式。     

论我国犯罪心理测试法律规范的构建

近年来,犯罪心理测试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我国的案件侦查和司法调查,但其法律地位不明确。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化的操作规范,对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审查、采用规则,阻碍了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良好运用。应以犯罪心理测试的技术要求为基点,以其他证据的法律要求规范为参考,构建犯罪心理测试运用的程序规范和测试结论运用规则。其程序规范为：对犯罪心理测试的有限使用;测试的适用主体限制;权利告知制度;测试的不受干扰原则。     

浅议新时期大学生创业教育与高校共青团工作

创业教育是培养人的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创业技能等各种创业综合素质,并最终使受教育者具有一定的创业能力的教育。开展创业教育,是新时期高校教育工作对共青团组织提出的新要求,是高校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学生的着力点,是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推行实施KAB创业教育项目,组织各类校园创业文化活动,开展全真环境下的创业教育是高校团组织开展创业教育的有效方法。     

大数据，认知与计划经济——与何大安教授商榷

数据是明晰的,客观的,而信息本质上是主观的,隐含的和实践的,数据被个体理解之后才会转化成“他的”信息。人们在使用数据之前先会判断该数据的重要性,这种判断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大数据本身并不能替个人做出这样的判断。信息分散在无数人的头脑中,不能被某个头脑或超级计算机集中掌握。个体确定目标后,才能决定把什么样的数据作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他会在海量的数据面前不知所措。数据是人们行动的产物。作为“历史”,数据本身不能告诉人们未来他们应该做什么。另外,没有市场的运行,甚至数据本身都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进路应该是“让个体的知识得以充分利用”,而不是何大安教授提出的“改善个体的认知”。何大安教授预设的“智慧大脑”类似于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他对“普通大脑”的认知和“智慧大脑”的认知趋同的欲求,也正如中央计划委员会试图让普通大众服从于它的指令。正是市场对分散信息的分散利用使个体在固有的认知局限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大数据不能扮演同样的角色。何大安教授有关认知与大数据的讨论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他没意识到市场是一个互动（交换）过程,最大化范式并不适用。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 and Poverty

This study addresses compliance and business practices at the local level subsequ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adoption of the Kimberley Process Certification Scheme by state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voluntary System of Warranties by the diamond industry.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distance between norm creation, norm sustainability and norm expansion. Interest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led to the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evidence supports widespread compliance at the state level. Data gathered at the local level of retailer suggests, however, that the regulatory system is not leading to the education of consumers that potentially transforms beliefs. Central to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 of deepening and broadening new global norms is explor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compliance within the regulatory regime and the awareness or change of beliefs of stakeholders.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steps to make the process of bringing diamonds to market transparent and available to public scrutiny.     

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

在中国古代,礼无疑是一套自洽的规范。法律史学界一般只论及礼对法典的影响,很少探讨礼本身,更缺乏对礼治场景的细节性分析。由于汉朝是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初始阶段,因此汉朝皇权与礼制的关系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有效切入点。在汉代,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儒家思想与皇权的关联性日益强化,学习儒术出身的官员或者说儒吏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礼制的守护将博得儒吏群体的忠心和支持,他对礼制的违反则将导致儒吏群体的口诛笔伐。礼的规范功能正是在皇帝与儒吏群体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它所蕴含的独特法律意味也因此获得阐释。     

浅谈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这一证据材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并作为定案证据被广泛运用。然而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又未见于法定的八类证据之中。不是所有的"情况说明"都具有证据的属性。通过对"情况说明"证据属性的梳理,我们发现"情况说明"除了不能担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这三类证据之外,可以成为其他四类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