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司法对规范的违宪审查

为了建构我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充分发挥司法权的内在功能,克服立法机关违宪审查机制的弊端和微效,我国应参考世界通行做法,导入司法对规范的违宪审查制度。20年来,决策层总是以司法违宪审查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抵触而拒纳,这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误读。其实两者不矛盾,可以共存。综合各种因素考虑,我国最好建立宪法法院与普通法院相结合的司法对规范的违宪审查制度。     

死刑案件中证据审查与采信的反思

刑事诉讼中应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也就是通过证据来证明犯罪构成的事实和量刑轻重的事实,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为此,应确立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和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并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于防止死刑案件中的误判误杀,坚持“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量刑反制定罪论”不违反罪刑法定

量刑反制定罪论高举实质正义的大旗,强调量刑对定罪的反作用。然而认为该理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批评比比皆是,目前学界主要存在滥用司法权、突破构成要件限制以及违反传统的罪刑关系这三个批评意见。抽象意义上的滥用司法权以及违反传统以罪定刑的观念无法形成有力的批评,但量刑反制定罪不能突破构成要件的限制,在此前提下的量刑对于定罪的反作用正是该理论的合理性所在,这种解释论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德日刑事违法性理论探析——刑法规范的本质与犯罪论体系的建构

在德日刑事违法性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主观的违法性论”和“客观的违法性论”之间的争论。在这一争论过程中,“客观的违法性论”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并对德日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一争论的根源就在于如何理解和诠释刑法规范的本质和内在结构。     

量刑比例初探——以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为视角

引入量刑比例原则是尝试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刑罚裁量的难题,探求刑事司法的正义,还给多数人公平。司法实践中,因为量刑幅度的存在,加之法官个体素质的差异,致使同罪异罚、量刑不当的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制定一个统一的量刑规范,特别是设定具体的量刑基准和确立针对不同的量刑因素出现时如何换算的量刑比例就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当务之急。     

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的构建

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是一项亟待正式确立与完善的制度,现存问题很多,尚未形成稳定的评估体系、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评估主体过窄、评估开展时间不科学、评估结果效力不明确等。基于上述问题的简明分析,提出应该构建系统化的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及其配套制度,规范评估内容、评估程序、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标准,扩大评估主体范围,确定评估时间以及保障评估结果的运用。     

论村民自治权规范体系之完善

村民自治权的保障离不开作为其基础的系统化的规范体系。目前,我国村民自治权规范体系在诸多层面存在问题,如定位不准,体系混乱等。村民自治权规范的体系化必须处理好国家层面规范、地方层面规范与“村规民约”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凯尔逊的“纯粹法”理论研究

本文主要是介绍和评述凯尔逊的“纯粹法”理论。首先,作者解释了“纯”的含义,以及凯尔逊提出“纯粹法”理论的目的。其次,对凯尔逊关于法律的概念、法律规范的形式结构、法律规则的体系等重要思想进行了介绍。再次,对凯尔逊思想中的公理化的倾向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凯尔逊的命令性规范的逻辑的思想。最后,对凯尔逊的思想进行了简短的评述。     

经济犯罪案件中取保候审的运用

经济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决定着取保候审初始适用状况意义重大。保证经济犯罪案件初始适用取保候审的准确性,要求权衡犯罪人的主观恶性、采取羁押措施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大小及可能判处刑罚等因素,并完善立法,切实转变执法理念。     

自我卫护:习惯法视野下非常时期的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以2020年初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对象

在2020年初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许多城市社区为自我卫护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基于自治组织性质制订并执行了有关疫情管控的自治规范。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制订主体主要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也包括社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组织。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与疫情防控相关的通行管控规范、人员管控规范、车辆管控规范、防控措施管控规范等。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实际运行包括管控规范的宣传、管控规范的执行、管控规范实施的监督等方面。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为非常时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制订的具有特定目的的非国家法范畴习惯法性质的临时性自治规范,应当遵循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合理性原则。以此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思考为契机,推进城市社区的多元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的自治能力和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