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Israel's Counter-Terrorism Policy: How Effective?

The percentage of Israelis killed by terrorism is higher than in any other democrac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hreats Israel has faced, the impact terrorism has had on Israel, and the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srael has adopted. Terrorism has had a decisive effect on Israeli elec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but not the economy. Israeli counter-terrorism has often been conducted without a coherent overall policy, has failed to reflect and conflicted with broader objectives, and has greatly undermined Israel'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versely, it has enabled Israel to live in relative security and thrive, and provided its leaders with the latitude to pursue various policies, including peace, should they wish to do so.     

Reconsidering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affairs: realist geopolitics,market liberalism and a politico-economic alternative

Account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affairs often present a divergence between geopolitical/realist and liberal market-based approache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is state of affairs reflects the (often implicit) legacies of realist and rationalist international thought in the study of energy affai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ntological hierarchies of analytical frameworks employed in different accounts of energy politics. Consequently, this article recommends a greater explicit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ontological foundations in studies of energy relations and, in line with the calls of Keating et al. and Strange, suggests an approach based in the literature on I/GPE, which merg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ntological axioms, as most apposite for the study of energy affairs. Building on this framework, and giving particular examples from the context of Eurasian energy politics, this article then outlines a number of politico-economic heuristic models (structural diversity, territorial non-coincidence, milieu-shaping and market-authority bargains) that are particularly useful concepts in helping to explain the intricate interaction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relations.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关联与问题JP〗*

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的制度基础,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析其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网构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国际货币体系风险处置和危机应对功能使得全球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了基础保障;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流动性管理的重视和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建设有利于保持全球流动性的稳定;国际汇率协调有利于国际收支失衡改善和汇率基本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争取通过机制安排来弱化货币中心国的政策外溢效应;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结构改革是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基础保障之一。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面临着诸如国际货币体系安全的内生矛盾、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短板、全球与区域金融安全网络的迭代以及改革泛政治化等问题。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安全的内在关联,应在促进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立流动性管理机制、推进超主权货币建设、深化区域货币合作五个方面,推进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建设,保障全球金融稳定。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星链”军事化发展及其对全球战略稳定性的影响

美国推进“星链”军事化发展,使得外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必须对其潜在风险进行提前研判和评估。较之传统外空装备,“星链”具有多维一体的战场网络覆盖能力、延伸全杀伤链的集成性功能以及面向实战化的信息作战优势,将对全球战略稳定格局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冲击首攻稳定性,“星链”既强化了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突袭能力,又弥补了军用太空资产固有的脆弱性,提升了美国太空攻防的整体能力;二是冲击危机稳定性,“星链”会加剧外层空间爆发“意外战争”的风险,同时,针对“星链”的制衡与反制措施可能造成外空危机的快速升级,并由战略领域向常规领域扩散;三是冲击军备竞赛稳定性,“星链”具有攻防一体和军民两用属性,可能加剧军备发展的“安全困境”,引发技术扩散和军备竞赛风险。“星链”技术系统的不透明性和不可预测性,导致有关军备控制的信心建立措施难以施行。应对“星链”军事化发展对于全球战略稳定的挑战,必须吸纳涵盖商业部门在内的多元化安全治理主体,构建核、外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多域联动的安全治理机制,推动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安全治理。     

“天基丝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军事安全保障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充满各种安全风险,军事安全挑战与威胁就是其中之一。"一带一路"战略应该针对最坏的军事安全威胁来进行谋划。作为军民双用的天基资产,理应超越公共产品的范畴,承担起保护"一带一路"军事安全的重任。在可预见的未来,构筑"天基丝路"的方向是继续增加天基资产数量,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另外,从保护"一带一路"战略的军事安全来看,要增加先进侦察卫星数量,明了沿线的各种军事安全威胁;适当增加天基对地攻击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实施快速军事反应。"天基丝路"的建设,也需要有"战略支点",即在关键地区、国家建立卫星地面站点。这又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需要用政治智慧来解决。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